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论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以玄武湖与西湖为例

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思想、文化、政治上的巨人,人们对其相互关系展开过多方面论述。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巨大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轼治理西湖取得巨大成功则是妇孺皆知的史实。从对玄武湖与西湖治理显示的治理理念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探讨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可以提供多方面启示。

《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从“欲与稷契遐相希”到“始信人间是梦间”——由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看其诗风演变

王安石一生与金陵有不解之缘,对金陵的咏叹是考察王安石思想与诗风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金陵承载着王安石初入仕途时的积极进取之心、变法受阻时逐渐减淡的仕宦之意以及晚年归隐的复杂思想,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王安石的心态变迁和诗风演变。前期,王安石较多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仕,咏写金陵的诗歌呈现出雄直劲峭、硬朗刚健的诗风。中期,是王安石思想由儒入禅的过渡时期,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思虑深远、渐趋沉郁。后期,王安石退居金陵,耽佛习禅,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澹泊宁静、含蓄深婉。透过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诗风的演变轨迹和深层动因。

王安石的金陵山水诗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王安石诗集中金陵山水诗达200余首,对于研究他的晚年诗风和金陵情结有着重要意义。他对金陵的情感转变以退守江宁为界,可以分为酝酿期和定型期。他在金陵的生活状态赋予了相关诗歌丰富的情理内涵,促进了宋代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合流。王安石不仅以独特的双重写作视角描绘金陵,而且实现了生活节奏和诗歌节律的内在统一。金陵山水促进了荆公思想和诗风的转变。王安石的吟咏使得金陵山水诗化和品格化,进而丰富了金陵这一文化地标的内涵。

“乾隆三大家”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以“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为代表的一代清中期诗人,打破诗坛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唐宋诗之争及门户派别的局限,以历史视角审视唐宋作家的诗词作品,用更为客观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加以批判和继承,从诗学视角创新性地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审美视野。笔者拟从“性灵说”思想下袁枚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诗贵自然”思想下赵翼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蒋士铨历史政治关照思想下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呈现清代中期王安石诗歌接受情况。

清末王安石诗的接受与阐释——以梁启超评点《王荆文公诗》为例

清末王安石诗歌备受关注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诗学思潮有关,但更离不开梁启超的参与和推动。对《王荆文公诗》的评点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贡献的肯定。通过梳理该书籍的评语可以发现,梁启超着重阐发了王安石诗与韩愈、杜甫之渊源关系,同时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如字韵的使用、句法、章法等方面予以较全面评价,对王安石诗意境之美和诗歌中的人生况味亦多有索解。总之,梁启超高度认同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对其诗歌成就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王安石在诗学主张及风格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论王安石“伴送北使”诗

王安石伴送契丹使者,是其人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王安石“伴送北使”类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价值独特,饱含边塞苦寒、乡关万里、辞亲念归之悲凉思绪。王安石伴送北使的交通路线图曲折复杂,其扬鞭走马匆匆早行的奔波身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行走在北疆大地上,对沿途风光景物去程时的审美感知与返程时的审美感知风格迥异,形成强烈对比。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严复论王安石诗文

严复以评论与唱和形式论王安石诗文,申明重“经济之学”;多以王安石诗文阐发治世理念,借其与自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宣示自我救世方略和文学理念。他评价其诗文的辞章,重行文逻辑、语言表达,着意于诗歌措辞的严谨和审美的多元化,并接受批评对象的反塑作用,助推自身辞章理念的深入发展。严复的评价处于近代视域之下,具有较大的褒贬弹性,建构了文才横溢、经世济民、具有先进治世理念的近代王安石形象。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王安石《元日》“屠苏”考

王安石《元日》诗之“屠苏”有建筑、药酒二说,其当为药酒。从语词训释来看,“春风送暖入屠苏”之“入”当训“进”,义为喝、饮用;全句之义即为在生机孕发的时令中饮入加热的屠苏酒而顿感暖意倍增。在宋人诗词用例中,“入屠苏”即有“饮用屠苏”之义。释“屠苏”为药酒,亦符合文本所描摹的历史民俗语境。“屠苏”之“屠”当读如“瘏”,为病之义;“屠苏”义即为“疾病痊愈”,有祈求康复之寓意。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王安石与韩愈“以问为诗”的对比研究

韩愈诗中包含问句的诗歌占比接近一半,问的内容和方式也十分广泛,“以问为诗”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王安石作为唐音转宋调的关键人物,将韩愈作为师法对象。在对韩愈的文学接受中,王安石虽有尊韩、诋韩的矛盾,但创作中却不自觉受其诗歌风格影响。王安石的问在选词造句、立意手法等方面都对韩愈进行了研习。同时又在诗问广度、艺术性、诗歌意境上对韩愈实现了新变和超越。在这种创造性的文学接受中,王安石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宋诗“好议论、重学问”的整体面目的形成。

王安石与二程天道论新探

以往学者少有专门从天道论层面比较王安石与二程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从二程“理本论”的角度批评介甫之学“不知道”“以气明道”“支离”,这一批评造成了学界长期以来对王安石天道论的误解和忽视。王安石天道论主要包含以道为本体的道本论、以道—元气—冲气/阴阳—五行—万物为结构的宇宙生成论和“天生人成”的天人关系论三个方面,它是一个自我圆融的思想体系。北宋儒学复兴本身呈现多元发展的状态,王安石新学也置身其中。为了促进当代儒学的全面发展,重新挖掘王安石新学的理论价值尤为必要。

论王安石绝句的艺术特征

王安石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其主要成就在于绝句的创作。于此体裁,他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能别具面目。具体来说,在景与情上,其下笔往往工妙精微,又着意表现描写客体与周边环境的紧张关系而形成张力,使景、物成为抒情寄托的载体;在理与趣上,他或对惯常思想加以反驳,或对寻常事物鞭辟入里,令人警醒深思;在常与奇上,无论是字句推敲,还是谋篇布局,都体现了他对“寓奇于常”风格的追求。

义理诠释学视域下王安石心性思想论衡

王安石的心性诠释是其道德性命之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以义理诠释学作为基本的研究视角,试图回归到道德性命之学的普遍性系统和王安石多路言性的独特性建构中理解王安石的心性诠释。在理境论中,王安石以“体”言性,将“天道性命通而为一”之理境阐释至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的境地。在诠教论中,王安石以“德”言性,以性善确立了吾人道德践履的先天依据,并以气禀作为吾人成德之现实依据。在工夫论中,王安石以习言性,并依托理境论和诠教论开“涵养”和“致知”两路习养工夫,最终实现成德之教正人之性的教果。王安石多路言性的诠性方式使其心性义理与道体之造化、道德之创造、现实之成德相契合,其道德性命之学义理之圆满可谓开北宋内圣学之先河。

吕惠卿及其与王安石关系新探——兼论士大夫政治对士人的影响

历来对吕惠卿的评价皆以“奸邪”为主,且对其与王安石关系变化的原因也有诸多恶意推论。本文从北宋士大夫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士大夫政治对吕惠卿本人及其与王安石关系的影响,以及在此政治背景下所塑造的士大夫形象,从而理解士大夫在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的无奈,并对吕惠卿作出客观评价。

中国古代戏剧中王安石形象的多维透视

宋元明清讲述王安石故事或含有角色“王安石”的相关戏剧有19部,保存完整的有8部,涵盖滑稽戏、杂剧、传奇多类剧种,相关剧目以戏份剪裁和并虚入实的手段组织出了颇具特色的荆公戏。荆公戏多采掇前朝史事,其戏剧敷衍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因史演事、剪裁嫁接、戏谑改编等。这些戏剧的情节设置和曲文安排使得王安石的复杂形象在朝堂、生活、学术等多个方面得到了展示,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朝代戏剧在取材和立意上的差异性。荆公戏在王安石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也是戏剧历史演变的一个侧影。

王安石集句词与佛禅词的创新意识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因其诗文创作备受称赞,然而其词作数量并不多,以往研究者们也无过多关注其词作。王安石的大部分作品都因艺术价值不高而备受争议,其中以集句词和佛禅词尤甚,而这两类词作在其词作中占比最高,对全面把握王安石词作面貌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类词作从体制上、内容上以及艺术手法上都有所创新,能一洗当时词的软媚之风,提升词的境界,为此后苏黄一派“以诗为词”开风气之先,对展现王安石的文学创新意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