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与戴厚英淮河小说的皖北乡村书写比较研究

王安忆和戴厚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她们与淮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聚焦皖北乡村各自创作出“淮河系列小说”。但二人在创作视角、叙事倾向、审美追求、叙事语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体现了各自鲜明的审美个性与艺术魅力。“外来妹”王安忆从“局外人”的视角,以平淡的叙事语言,审视皖北乡村的人性与文化,在回望中由批判转向怀念;“淮河的女儿”戴厚英则是从植根皖北的“局内人”视角,运用乡土味的叙事语言,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书写“流泪的淮河”,在写真中由眷恋转向反思。她们的淮河小说分别展现了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与审美追求,共同丰富了皖北乡村书写的文学图景。

地理空间的书写与重构——评王安忆的“淮河系列小说”

地理景观是作家创作情感与灵感的触发点,王安忆将淮河这一地理空间视为人生之旅的记忆场不断书写与重构,创作了“淮河系列小说”。文本中的淮河不仅仅是显在的地理空间,更是与人物相关联的记忆之河、生命之河、文化之河,承载着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审美意识。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阐释作家记忆中淮河之滨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探究潜存于地理空间中的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可进一步体悟其小说的多重内蕴。

作为中国经验的理论自觉与小说美学——以王安忆小说理论为核心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基于对职业写作危机的高度警醒而较早建构自己的小说理论。她注重小说的物质部分,以逻辑严密性从经验写作的自囿中破开,赋予小说以独特标识与品格;她切入小说本体,把小说理解为心灵世界,使小说挣脱对社会功能的附庸而成为自足世界;她把思想理解为"小说的核",认为小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思想体积大小,思想要向纵深处推进以体现其深度。王安忆的小说理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超越自己,破解各种不可能,在使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通往更大可能性和丰富性的路径与方向的同时,也成为当代中国以独特中国经验与中国叙事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的文学表征。

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景

地景(landscape)指的是地面景观与历史文化二位一体的形态。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景是一个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交织的空间范畴,一个时间层累构成的凝结物,它辐射出王安忆对于上海和世界的最初想象。《长恨歌》里的弄堂、鸽子、王琦瑶构成了上海地景的物质形式,而流言则是上海地景的话语形式。上海地景其实是王安忆对于上海的一个抽象认识的概括,它指涉于王安忆内心对于上海的把握,以此向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志哀。

《富萍》:人生的另一种审美形式

王安忆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创造力、活力的青年女作家,她总能给不断变化着的现时代生活提供一种合适的审美形式。20世纪80年代,她寻找"我们的村庄";90年代,她寻找"我们的城市";90年代末期,她又退居于"我们的村庄"与"我们的城市"之间。《富萍》的创作则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

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征

汪曾祺小说中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作者追求传统文化中和之美的审美要求;同时作家的人道情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剧意蕴";分析其作品中"和谐"与"悲剧意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

王安忆小说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的小说一以贯之地强调女性柔弱而绵长的旺盛生命力,她以细腻的笔法、悲悯的情怀娓娓叙说着一个个女性的令人感慨的命运与灵魂,其愈来愈独特、越来越成熟的创作,成功地表达着女性意识。

王安忆与铁凝小说女性形象之比较

王安忆与铁凝,一南一北两位女作家,都钟情于处在缝隙中的普通女性的生活,致力于表现她们的喜怒哀乐。但由于生活环境与文学追求不同,她们的作品中又凝聚了各自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和理解,呈现出异样的景观。王安忆富于理性,善于展示远离政治伦理、被日子裹挟的自我,人物安稳平实,有挣扎但不是抵死的,而是经过精明算计,享受生活,体现出海派文化精明务实、讲究生活的特点;铁凝更多地利用经验揭示历史动荡与时代变化中的个体,人物不甘寂寞,积极参与现实,不惜一切对现实出击,富于抗争精神,有情有义,坦荡真诚,分明浸染了燕赵儿女关注现实、执著反抗、朴实忠厚的个性。

试论王安忆小说的“四不”叙事追求

王安忆是新时期中国文坛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小说风格在文坛上已经自成一家。特殊的文笔描写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王安忆在小说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小说风格被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王安忆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写作理论,尤以1988年提出的"四不"追求理念在当时文坛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王安忆始终遵循着自己提出的写作理论,从不加以变更。王安忆这种写作风格,给予其他的作家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很大的启迪。

王安忆的危机

王安忆在创伤中曾尝试依附过多种价值立场，但往往没有深入挖掘，使其精神探索的层次、情感表达的力度深浅不一，甚至相互矛盾，始终未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立足点。

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立足于中国女性自身的生存体验,从女性的生存状态、情感层面对上海女性加以观照。她们描摹了中国女性由女奴向女人的回归,对男性的态度也有彻底否定与妥协宽容的区别。真正的女性意识必须从男女两性的对立转变为性别的整合,应具备"双性和谐"的意识。

欲望的追逐与道德的自省——社会转型期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心理解读

面对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的冲突,王安忆小说在社会转型期展示着截然不同的女性心理。作家切合时代脉搏,既关怀人性自由,又关注道德自省,试图促进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和谐。

感恩行旅的热度与限度——20世纪80年代王蒙小说中的新疆叙事

20世纪80年代王蒙发表了《在伊犁》等系列小说,表现了他对新疆风俗文化和当地民众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他以特有的视角用传统志人小说的笔法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透过这些鲜活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新疆伊犁等地民众的生活样态及他们潜藏心底的忧伤与敞开的快乐,边地民众洞穿世事的达观与对情感的执著等性格特质,跃然纸上。王蒙抱持着感恩之心完成了其80年代小说中的新疆叙事,这带来了两种效应:其一,他会比其他走马观花匆匆一瞥的作家看到相对更为全面的新疆;其二,他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新疆边地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予以遮蔽,而这则直接影响到其该时期新疆书写的广度与表现的深度。

时代变迁中的追问与探寻——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嬗变

在时代的变迁中,王安忆以真诚的写作态度不停地寻找、拓展,随着世态的变更,她的小说也呈现出丰富多变的状态。在初期的青春自叙中,她倾诉的是个人的内心世界,带有明显的诗化特点,既清新优雅,又有几分寂寞的感伤。随着创作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王安忆的小说在叙述中日渐平实,以准确的细节和近距离描写,使作品紧密细致、真切感人。在这过程中,王安忆对小说叙述技巧的探寻也有了新的发现。

论王安忆的淮河系列小说

王安忆在其淮河系列小说中还原出淮河生活的世态画卷,体察了淮河人情以及淮河文化精神的特质,赋予淮河乡村以精神家园的意味;另一方面,她赋予蚌埠这一知青"客地"以地理意义上的衔接意义和审美平台的意味,从而获得一个更为远距的城乡对比视角,从日常经验中传达出一种温和的虚无情怀。王安忆淮河系列小说的特殊性在于,在对照性审视中明化经验之于创作的价值,即经验支撑了她的小说,更是构成了她的启蒙,这使得淮河生活并非其上海经历的对照物/附属物而获得自足意义,并成为其重要的写作经验。

虚无与王安忆的小说品质

虚无是现代小说的核心问题,小说家面对虚无的价值立场深刻地影响着其小说品质。王安忆在小说的叙述方式、语脉文势等方面的品质偏好均源于其试图以古典的澄明来对抗现代的虚无的写作理想。

王安忆与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是现代小说范式中的一朵奇葩,长期以来,为众多作家所追随,王安忆也不例外。《乌托邦诗篇》和《伤心太平洋》是王安忆作品中非常典型的诗化小说,它们是小说,却蕴含着诗的意境和散文的笔法,并在情感的表达、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唯美等方面体现了王安忆诗化小说的独特魅力。

多元文化特性中的创作异同——论王安忆、李昂小说的文化意蕴

王安忆、李昂小说在关注女性命运、肯定女性自主的独立人格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由于置身于两岸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两人的小说在关注侧重点方面明显相异,体现了上海、台湾两地不同的文化特性。

虚构之美:王小波小说的想象力游戏

作为当代杰出的小说家,王小波对小说文体的游戏元素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并在他创造的文本中穷尽可能追求虚构之美。可以从"变形记:早期作品中的变形游戏"、"想入非非:无趣世界里的发明游戏"、"茫茫黑夜漫游:作者与文本的对话游戏"三个层面解读王小波小说的这一特质:在茫茫黑夜中用讲故事的方式排遣现实的无奈酸涩,他传递出的是一种对生命自由和写作自由的坚守。在这份坚守中,他发现了虚构之美并以此为写作的最高追求。

对王安忆畸形性爱小说的一种解读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王安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性文本,从"三恋"到《米尼》、《我爱比尔》,从对性爱美的礼赞到对性犯罪的演绎,从试图用母爱救赎到无力拯救的演变,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在王安忆的理性思考中越来越呈凸显的态势,并因此而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悲悯情怀。作为一个思考型的作家,王安忆在日益膨胀的欲望化大潮中卓尔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