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对明代八股文定型的影响

明代时文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经义八股格,俗称八股文。经义八股格经过永乐后百余年的发展,于成化、弘治年间趋于完备。成、弘两朝既是经义八股格达到鼎盛之时,又是王鏊由科举入仕途、时文写作活跃之时。明代经义大家首推王鏊,他的经义创作特征以及多次参与乡会试事的主考官身份,皆在明代经义八股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王鏊古文宗尚与经义作法的关系,分析其经义八股格的结构特征,进而揭示王鏊在明代经义八股格定型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儿科推拿摘要辨证指南》研究

通过对《儿科推拿摘要辨证指南》的系统整理,为儿科推拿甚至成人推拿的医疗、教学、科研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与依据,促进推拿学的发展,进而提高手法治疗的临床疗效,为儿童保健工作服务。

《外科证治全生集》与《洞天奥旨》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外科证治全生集》与《洞天奥旨》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在重视阴阳辨证治疗、力主内治,反对轻用外治,以及温药治疗阴证等方面有着相同的学术主张,二者存在学术渊源关系。《外科证治全生集》主要在阴疽的治疗上更具优势,《洞天奥旨》相关论述内容更早且更为丰富,见解较为合理。因此,就通常所论的外科全生派及力主内治的外科学派来说,不能忽视《洞天奥旨》的学术贡献,应该从外科学术流派的角度给予它更高的学术地位。

江苏太湖洞庭东山王氏家运不衰原因探析

江苏太湖洞庭东山王氏家族自元末以来至今便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实与该族以忠厚传家,气节相尚和亦官亦商有密切关系。

明代大儒孙应鳌及其著述考论——《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点校合刊序

孙应鳌乃崛起于西南地区之一代鸿儒,阳明后学发展之又一思想文化高峰。惜其著述散佚隐晦者甚多,有分量之研究成果仍不多见。故多方爬疏史料,搜考遗文,厘清其著述流传之厓略,探赜其学术思想之归趣,分期分批整理出版其撰作,最终则编纂较为完整之《孙应鳌全集》,非特有裨于重新定位评价黔中王门之学术文化贡献,亦可更好地还原凸显明代心学思想世界之地域分布图景。

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之思想互动

黔中王门学者孙应鳌与李渭,虽未曾与泰州学案当家人王艮有过直接交往,却受其影响颇深。但孙、李同王艮之外的泰州弟子则过往甚密:应鳌与徐樾有直接师承关系,与罗汝芳、颜山农有思想互动;李渭与汝芳既为同宦,又为挚友,李渭还与耿氏三兄弟关系密切。在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的思想互动中,前者既有对后者思想上的认同,亦有反思和批评,然更多的是,黔中学者在此思想互动中,既体现出勤谨笃实的学风和尤重践行的品格,亦彰显了其逆时流而动之鲜明理论特色和独有之精神气象。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其间的思想脉络和理路,多有共通传接之处。这首先从总体 上表现为,他们都依循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的治《易》模式;具体而言,他们在体用观上、方 法论上以及对《易》宗旨的理解上,都有许多相近类似的地方。这表明孙应鳌易学与阳明易学间具有承接渊 源,同时也体现了孙应鳌易学对阳明易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王绪鳌治疗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举要

王绪鳌多年来从事中医肿瘤临床,尤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有独到阐发,临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介绍其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经验,并举验案一则,以体现其临证用药特色。

庐山冰川地貌释疑

本文认为①大坳完全能归到冰斗之列,并非由冰缘雪蚀和融冻泥流作用拓宽、并经流水改造所成的地貌;②王家坡U谷是冰川槽谷,不必求助于构造和岩性控制下的流水、风化作用成因;③山麓的垅岗是终碛垅,并非泥石流“龙头”堆积的“孤岛”;④冰期庐山气候有发育冰川的寒冷冰期气候,而湿热气候并非冰期则是间冰期气候。

VEGF、MVD和LN与大肠癌微转移的关系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微血管密度(MVD)和层黏连蛋白(Laminin,LN)在大肠正常黏膜组织、大肠腺瘤组织及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18例正常大肠黏膜组织、26例大肠腺瘤组织和68例大肠癌组织中VEGF和LN的表达水平及MVD计数,并分析他们与大肠癌微转移的关系。结果从大肠正常黏膜逐步发展为大肠癌的过程中,VEGF的表达水平、MVD计数及基底膜明显缺损率均逐渐增加,LN表达减少,大肠癌组织中VEGF的阳性表达率和MVD计数与大肠癌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有关(P<0.05)。大肠癌组织中基底膜缺损程度与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有关(P<0.05)。结论肿瘤的血管形成和LN的表达与大肠癌的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联合检测VEGF、MVD和LN的表达对判断大肠癌的浸润和转移倾向,进而估计患者的恶性程度。

八股文宗师王鏊科举经义学术渊源

八股文宗师王鏊的科举经义时文的学术渊源可循有二:一是受元代江西庐陵彭士奇所编彭氏家族宋元经义的影响。彭士奇是元代科举活动的重要参加者,是元代“股体”时文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和他有关的科举经义材料是现存最完整最真实的元代科举经义材料。彭士奇所编辑彭氏家族宋、元两朝科试经义全部程文,被明正统十年进士昆山叶盛在景泰四年得到。太学生张用光极力推荐18岁的王鏊给礼部侍郎叶盛,叶对其才华惊异不已,遂荐于礼部,厢房奖励备至,王鏊在京一年,由此也读过叶盛收藏的彭家经义。二是受晚宋《论学绳尺》《论范》等论策之文的影响。欧阳起鸣《论范》在明代影响很大,学者靡然效之,科举之文遂为一变,对八股文的形成作用不可忽视。宋季有魏天应《论学绳尺》一书,皆当时应举文字,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是论亦有破题。宋代策、论与经义有相通之处。明代亦如是。王鏊不仅读过《论学绳尺》,而且批评:“今科场虽兼策论,而百年之间,主司所重,惟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以为经义即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矣。”主张经义与论策兼学并用。

孙应鳌与谢榛、王世贞、吴国伦的诗歌酬答

明代贵州诗人孙应鳌与"后七子"巨擘谢榛、王世贞、吴国伦交往密切,诗歌酬唱不断。他的诗学观点与其诗歌创作相一致,尊古而不拟古,言志抒情,妙先超悟,一空依傍,在复古拟古诗风盛行的明代诗坛上卓然自立,自成一家。

黔中王门弟子孙应鳌研究综述

孙应鳌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再传弟子,系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三十余年孙应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孙应鳌提供一个文献线索和宏观视角。

明代王鏊佚札輯考

明代王鏊佚作散見各種文集、筆記、書畫題跋、書法尺牘、存世手稿中,今於點校本《王鏊集》"補遺"外,另輯得其佚札十八封,匯成一編,略爲校注,各附考釋。所輯諸札,或有資於王鏊行跡、交游之研究。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王鏊诗歌创作

正如仵埂在《作家与地理的关联》中所谈到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精神成长的母地,他也许最终会飞跃千山万水,远离他的精神故乡,但他的母地对他所构成的影响,则会像影子一样伴随他,影响他。”因而对王鏊而言,吴中地域中的自然与社会人文都有着“精神故乡”的原始意义,即其诗歌创作中重复出现的意象与审美追求都是对吴中地域文化传统的言说,包括人文品格、道德操守、审美情趣、精神价值追求等诸多方面。而这种由地域精神勾连所进行的言说,大多是由于作家远离故土,将故乡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参考与背景而出现的。王鏊在京为官三十余年,其间有四次返乡经历,从而形成了一种“返乡—离乡”的“精神故乡”勾连方式,这使得对其诗歌创作做地域文学层面的探讨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而明确“吴中”对于王鏊诗歌创作的精神文化意义。

明代王翱铨选吏部

王翱一生历仕七朝,辅佐六帝。景泰四年(1453年),六十九岁的王翱接替何文渊为吏部尚书,辅佐同为吏部尚书的王直,第二年正式接管吏部。吏部尚书,作为六部长官之首,位高权重,王翱执掌吏部十余年,在任期间始终知人善任、奉公守法,与内阁首辅李贤,一内一外,共同辅佐英宗,使天顺一朝的政局逐渐趋于稳定。

明代王学与易学之关系--以孙应鳌“以心说《易》”之现象为例

本文以贵州学者孙应鳌《淮海易谈》为例,探讨当时学者如何以心学思想诠说《易经》,冀能由是得窥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鳌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王门后学广泛接触。其所作《淮海易谈》一书,在原先的朱注框架、图书概念、解《易》方法中,却将《易》理与心学巧妙结合。先论《易》者,心也,最终推衍出致知则得《易》的结论,明白可见其企图藉易学以彰显王学价值的用心。应鳌之易学,始于朱子,却成于阳明,明代王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可由是得见一斑。

明代苏州园林与家族关系再研究——以王鏊家族为例

明代中后期是江南园林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已有研究指出,文徵明的文氏家族和由商入仕的徐氏家族的造园活动具有家族特征,说明造园主体的家族文化、身份认同对家族成员的造园活动有一致的影响。本文选取与文氏家族同时期的王氏家族,通过对其家族关系和造园活动及风格的梳理,发现家族园林具有明显脉络和延续性主题,但在身份突变的代际间,会在局部景点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短期内由身份变化引起的意识或观念突破,不足以在整体上改变园林风格。家族园林的相对一致以近似的祖居环境、际遇身份和个人追求为前提,并通过园主人格追求影响家族造园风格变化。

黔中王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探析——以《四书近语》为中心的研究

孙应鳌是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系黔中王门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在阳明后学中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包括"仁本论""求仁论""工夫论"。通过对《四书近语》一书的研究,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绪鳌教授治疗呼吸系统恶性肿瘤经验

王绪鳌老师长期从事中医肿瘤临床工作,尤对呼吸系统恶性肿瘤遣方用药独到,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介绍其对呼吸系统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经验,指出治疗思想及原则为扶正为主、慎重祛邪、标本兼治等,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举验案一则,以体现其诊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