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视角下茨维塔耶娃诗歌翻译——以汪剑钊译本为例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被誉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作品在俄罗斯文坛和中国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是20世纪俄罗斯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目的论将翻译视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该文以目的论为指导,结合诗歌翻译中的常见问题,从宏观上探讨了诗人茨维塔耶娃诗歌翻译中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及忠实原则的体现。通过对汪剑钊译本与原作进行对比,发现汪剑钊译本对诗歌文本内涵及诗歌风格特点的呈现较为准确。

王士禛对孟浩然诗歌书写的接受

王士禛作诗转益多师、博化诸体,上承《诗经》,下学唐、宋、元、明之诗,但他的山水诗其实是多宗唐代的王孟一派,尤与孟音一脉相承。王士禛作为清代前期孟浩然诗歌的重要读者,尽管他个人也认为孟诗因有“寒俭之态”不及王维广博浑融,但他的山水诗歌创作仍取法孟浩然颇多。王士禛早年求学时曾抄写孟诗并且仿制孟诗,后期精进诗艺、重申诗学宗旨之时,又多次将孟诗作为神韵诗作的典范编选入册,并在创作实践中将襄阳风范化为己用,锻造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可以说,王士禛山水诗歌既是清初文坛的新发展,又是孟浩然山水诗风的绵延与回响。

从“真诗”到“真我”: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修正与完善

李梦阳倡导复古运动,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典籍的情感认同,从而达到对"当下"文学观、价值观的否定,引导文学走出"当下",回归"历史",获得另一价值和追求。当然,他复古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文学效应,更多的则是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即通过复"古文",掌控文学话语权,以达到复"古道"、转变社会风尚的目的。文学之于李梦阳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功能,其早年倡导复古,崇尚气节,排斥佛教,追求的是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实用功能,晚年提倡"真诗在民间",注重的则是文学的艺术功能。李梦阳晚年对"复古"认识的转变尤其是关于"真诗"说的提出,为王世贞的"真我"说奠定了基础。从"真诗"到"真我"表现出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不断修正与完善。

王士祯研究述论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三百年来 ,王士祯研究的范式不断变化 ,研究也不断趋于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王士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对王士祯的审视也趋于全面与客观。总起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开始从追根溯源和整体的宏观角度探讨“神韵”说的渊源、内涵及其得失情况 ;开始关注其诗学理论与诗作、词学理论与词作的关系 ;对于王士祯与赵执信在诗学观上的分歧及其关系的考辨成为关注的重点 ;研究范式上突破了前此相对单一板滞的局面 ,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体现了一种当代性特征 。

试论王昌龄的诗歌意境理论

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 ,王昌龄是完整而明确地提出意境的概念、确立意境范畴的第一人。他不仅深入分析了意境重要的审美特征 ,而且还以其“三境说” ,揭示了意境的深层特点 ,并又在其“三格说”中探讨了意境营造的方法和途径 ,为形成和丰富这一最富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的意境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意境理论的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

赵执信《谈龙录》严厉批评王士祯,其实质关系康雍乾诗坛风气的转移,故广为清人关注,后人对其毁誉不一,情况相当复杂。《谈龙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代王峻批钞本,钞本间有评语,褒赵贬王;雅雨堂节录本则刻意消泯两家诗论差异,由此可见清人对《谈龙录》的态度。关于《谈龙录》何时撰写的问题,《谈龙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似可信,且其开展文学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在追求开放和丰富的诗学、高度表现真情真意、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门宗意识三个方面,《谈龙录》在清代走出"神韵论"的诗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龙录》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论著,并非是向王士祯发泄私愤而已。

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影响探析

盛唐大诗人王维的诗歌受佛教思想影响极为明显,佛教思想中的世界观、心性论及禅定思想从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王维的诗歌。佛教世界观对王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世界构成的基本认识形成了王维诗歌中灵动跳跃的诗意;其二,色空思想影响了王维对生命、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因而这些内容在王维笔下往往采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现。佛教心性论中"境随心转"的思想对王维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产生了极大影响。佛教禅定思想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作品中体物敏锐入微,识理透彻无碍这一点上。

论旧禅宗与王维的诗歌创作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王维及其诗风与新禅宗的关联研究颇多且取得了不俗业绩。然而旧禅宗与王维的诸多关涉,似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注度较低。实际上,王维早年奉佛,研习旧禅宗要旨,精诚信奉,积极实践,旧禅宗对他的一生影响颇深。在生活中,王维与旧禅宗高僧交游密切,习佛理、修禅行;在政治生涯中,他选择"亦官亦隐"的方式,既入世干政,又力图获得超越以寻求自由无拘的生存状态,努力将仕进与禅隐和谐组织起来;在诗歌创作中,他善于引佛理入诗,佛理与诗歌的交互滋养令其创作出了不朽的作品,同时借助诗歌的形式展现了诗人的内心领悟,获得了精神依托。

“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诗学情景相生论的美学诠释

情景论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研究中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课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诗学则是其集大成。王夫之真正从诗的艺术本体论,从诗学意象和意境的美学高度来论情景,而摈弃前人从诗的格律、句法、章句等角度来论诗歌创作情景问题的传统陋见,从而把情景论提升到中国古代美学和诗学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夫之深刻分析了情景相生的各种审美机制,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完备的诗学理论,把情景论推向了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的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诗学情景论的最终完成。

船山诗论对“情与景”的界定

船山诗论以“情与景”的结合在诗中呈现的意象形态为其立论依据 ;以“情不虚情 ,情皆可景 ;景非滞景 ,景总含情”为其诗美理想 ;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而“一倍增其哀乐”为其最佳效应 ,凡此种种 ,莫不新入耳目 。

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解

王国维"境界"说的实质,就是"真实"和"自然"。他的标举"境界",是因为词史上不"真实"、不"自然"的东西太多了。王国维的词史观包含了三项核心内容:一是把词当作"一代之文学"来认识,二是从进化的角度考察词的盛衰之迹,三是从文体自身的角度解释词的盛衰之由。王国维对于词体的认识,是一种文学本体的认识。他的词体观与张惠言的词体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和李清照的词体观相比,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王国维不曾"自悔少作"。他的《人间词话》的局限,主要是"语录体"的局限造成的。

中国古典诗歌意境论的本土性终结——析《姜斋诗话》中的意境理论

《姜斋诗话》对诗歌中的情景关系、见于言外的无穷意味等问题都有深入精微的阐述,集中体现了王夫之的诗歌意境理论。他的诗歌意境论是在合流了传统诗学的“言志”、“缘情”两派之后建构在儒学框架之中的,具有集大成意义,标志着中国传统诗歌意境论的本土性终结。王夫之继往,王国维开来,使意境这一古老诗歌审美范畴至今仍焕发着鲜活的生命色彩。

王士祯的《渔洋诗话》及其“神韵说”

清初王士祯是大家所推重的一代宗匠。他标举所谓“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和“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的意境 ,也就是要求诗歌要清澄蕴籍含蓄 ,不可直写无余。王士祯对于做诗 ,有其鲜明的主张 ,这就是“神韵说”。他把神情韵味作为诗的最高境界 ,以清澄妙远的神韵为宗。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叶嘉莹“兴发感动”理论对王国维“境界”的体系化及反思

港台词坛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上延续了晚清民初的词学本体传统,在对《人间词话》进行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彼此商榷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以"境界"为核心的诸概念的理解问题。在此研究背景中,叶嘉莹最大的贡献在于,当港台词坛对王国维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个别概念的理解和论争上时,她已经有意识地运用"兴发感动"理论使"境界"体系化,并使其在动态系统中获得自身内涵。但叶嘉莹的"兴发感动"理论将"境界"的创作视野囿于词的生命感发力,没有体会到王国维在"境界"中熔铸的人文理想,最终还是与王国维的"境界"擦肩而过。

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论”探讨

意境理论虽然不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但毕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境界理论。王国维的"境界论"包含三层不同含义:一是作为对艺术审美本体的概括,用来说明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二是用来指示诗词中描绘的景物、景象;三是用来描绘人的心理体验。作为审美本体的"境界"又可分为三对范畴: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一般认为同属于艺术本体论的"隔"与"不隔",实际上是从风格的角度入手来判断诗词优劣的标准,而不是艺术审美本体论。

王灼《碧鸡漫志》的诗词乐关系论探微

王灼《碧鸡漫志》可谓词学史上首部成规模的词学专著,其主要探究了自古至宋的诗、词、乐之源流、演变,论证了诗乐一体、诗词同源,且贯穿其间的是诗、词、乐的辨证关系,从而解决了词与乐、词与诗的关系问题,为突破“倚声填词”之束缚来推崇“以诗为词”,同时保持词的音乐文学特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王韬的诗学思想

王韬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古人,求新求奇,要求诗歌创作应有自己的个性、见解和学识;在诗歌功能上重视济时用世及立言传世。王韬诗学思想中的创新精神在清代后期拟古主义诗风普遍笼罩的情况下,具有大胆变革冲出窠臼的积极意义。他的诗歌理论直接影响了黄遵宪,推动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可以说是"诗界革命"的先锋。

王弼圣人有情说及其在教育思想史上的影响

针对汉儒性善情恶、圣人无情的人性论,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说。此说开魏晋南北朝重情抑礼,调和情礼,缘情制礼的新风气,最终催生出了自然主义的教育观。影响所及,直达宋初,主要表现为唐至宋初诗赋取士不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