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忧国”论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从夏志清到王德威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之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海外华裔学术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感时忧国"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意涵,同时以西方"新批评"理论为审美标准,使其文学史叙述具有开创范式意义。李欧梵在"感时忧国"大传统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个性主义、浪漫主义展开研究。王德威则以非历史主义的"假想叙事",视晚清小说自发而杂芜的"求新求变"之"众声喧哗",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真正起点,从而颠覆"五四"新文学相应的历史地位。秉持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核心意涵,便构建出完全不同历史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

论双重“边缘”身份与王德威晚清文学书写

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文学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得力于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王德威以"中国中心观"模式发掘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关系,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姿态。

“异托邦”和“自洽性”——《三体》阅读札记二则

《三体》所表现的"宇宙社会学"虽然含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但整个故事写的却是"宇宙恶托邦"向"宇宙乌托邦"的转化,从而在更广、更深的意义上体现了王德威所说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二律背反的深刻的沉思"。《三体》的启示:文艺作品是否"真实",取决于它满足"自洽性"的程度。

王守仁与杜威学习理论之比较

王守仁是16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是20世纪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两位大师在学习理论上卓有建树。研究他们独特的学习理论内涵,对促进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优化学习理念,拓宽学习视野和途径,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益有借鉴意义。

王阳明与杜威儿童教育思想之比较

王阳明和杜威都高度重视儿童教育,对传统儿童教育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们都强调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考虑儿童的差异性,使儿童乐于接受教育。但王阳明的目的是为了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统治,而杜威的目的则是希望教育朝着民主社会的要求,引导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

抒情传统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以王德威为中心

"中国抒情传统"自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陈世骧首倡以来,经过高友工的发展宣扬,迅速波及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学术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华人学者王德威自觉地接续"抒情传统"论述,认为探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等问题,应该重视"启蒙"与"革命"之外的"抒情"话语。这种思考方式作为"他者",迥异于传统的现代文学研究新路径,在文学观念、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等方面,重新打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但是将"抒情传统"挪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洞见与盲视并存,值得学界辩证对待。

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论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述学特色

从述学文体的角度分析王德威教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的三大特色:其一,从中国传统诗学角度阐释现当代文学的问题意识;其二,演讲语言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其三,在通观视野之下,采用散点钩连的方法对作家进行归类研究。《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独有的述学特色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探析杜威和王夫之“知行观”的相似之处

杜威和王夫之对知行关系的理解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对他们的"知行观"展开论述的基础上,得出他们对知行关系的理解的鲜明共同点就是强调知行的统一,而且坚持行的优先性原则。他们的"知行观"切中时弊,对指导人们端正做学问的态度,纠正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和知而不行的学术浮躁心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质疑到建构——谈王德威小说研究方法的独特魅力

谈论起对中国晚清小说的现代性研究的贡献,王德威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这主要得力于他系统而新颖的小说研究方法。文章避免以往对王德威学术研究内容的研究重点,侧重于对王德威研究方法的研究,即以王德威的质疑性探寻作为研究起点,对其研究过程中暧昧性辩证思维方式,以及对传统观点消解和自身观点建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考察这一整套王德威给现代小说的研究方法带来的魅力。

进入文学研究的理论文本:读《被压抑的现代性》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自出版以来已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其以解构式的文本细读重绘文学史地图的"文学考古学"视野背后,也潜藏着特定的陷阱: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方法论既破坏了文学文本的复杂,也损伤了理论文本的敏锐。但同时,这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考古"的典范著作,也提示着该方法论尚未充分呈现的可能性。

王阳明与杜威德育思想比较研究: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

王阳明与杜威是分属中西方、有重大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为创新发展当前德育理论方法提供哲学智慧和跨文化视角。一方面,两者在诸如良知与经验、致良知与工具主义等概念上差异明显;另一方面,两者在德育相关哲学内涵上又惊人相似:都主张道德认知的主客一元、身心合一,反对知行分离;均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以人的体验感受为中心,反对绝对主义、权威主义;都注重情感与想象的作用及德育过程中的审美经验。两人在德育方法上的独到之处如王阳明的直觉顿悟和杜威的科学探究,以及他们有关控制人欲望中的消极因素或利用其积极因素来推进道德学习的思路,对当前德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均有较高的启迪意义。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比较批评

比较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重估批评文本、主体。二者在不同文学史观、迥异历史语境下呈现出对晚清小说功能的夸大与遮蔽趋向,故批评与质疑不应厚此薄彼。对二者的比较重估有助于在交锋、对话中认识当下文学史“重写”。

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新论》中的颓废

王德威曾在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学,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讲座教授。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新论》一书从狎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和科幻奇谭等类小说探讨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