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简效惠济方书》发覆

《简效惠济方书》在流传过程中长期与《袖珍方》混淆,古今著录不一。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一部。通过对编撰者、校录者生平,以及序文、卷端题署等内容考察可知,两书混淆是因为书商换序文、易书名的作伪活动所致。《惠济方》内容及来源的考察,也证实此书的最后成书时间为嘉靖年间。

方以智对王阳明“三间喻”的重构

借由重构王阳明的“三间喻”,方以智扭转了王阳明以“圣学之全”由上而下贯彻释、道的模式。他通过主张“小道”即“大道”之全、“小道”即“大道”之用,从事用层面肯定了儒、释、道门户之别的合理性,由此消除了“小道”和“大道”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了阳明心学“体用一源”对主客分裂的消解作用。通过主张百家即大全的相通,以“尊孔”为前提的诸家互用,方以智试图在事用层面矫正儒家的支离和释、道的不足,重新诠释王阳明“三教道儒”的合理性,由此为明末“实学”和“虚学”的对立提供解决方法,展现了他的儒家情怀和作为阳明后学的学术担当。

官修《晋书》与王隐《晋书》中嵇绍仕晋评价差异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绍却在山涛的帮助下仕宦西晋,并在荡阴之战中以臣节死难。嵇绍背父出仕与忠君死节的行为给史家评价嵇绍带来了争议。东晋王隐编撰的《晋书》和唐代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分别取其出仕与死节之事来评价嵇绍,并对嵇绍事迹做不同程度的“曲笔”,最终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两本《晋书》的评价差异反映了史书编撰理念与皇权强弱、社会风尚,以及史书编撰制度的密切关系。

珍稀孤本稿本《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评介

清代“江南大儒”汪宗沂著有《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一卷,为清代新安未刊珍稀孤本稿本文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载。全书共论中医儿科病症50余种,载方90余首,引用文献30余种,辑逸仲景方论15条。汪氏尊崇两汉晋唐医学,倡导在儿科学中运用六经辨证,立论公允持平,无寒热偏性,善用晋唐古方,重视儿科脉诊。该书是一部精简实用、崇尚古方、特色鲜明的中医儿科学专著。本文从作者与成书缘由、版本、主要内容与构成、引用文献、学术特点,对全书进行系统考订。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王国维沪上贩画考论

王国维一生经济颇为拮据,这与其专力学术,不遑费心费力谋生有关。但在1916年8月至1917年初,因为与哈同花园合作不畅,王国维对是否继续编纂《学术丛编》心存疑虑;而一旦终止合作,则沪上生活就必须另行考虑。适在此时,商务印书馆股票一路飘红,王国维遂将所购商务股票悉数抛出,一时盈利颇为可观。为了日后生计稳定,王国维以股票所得为本金,在罗振玉指点下,先后两次斥资购买方壶画、唐六如小卷等寄东,并请罗振玉代售。但当时“东人饮河易足”,罗振玉在自身藏品难以售出、经济窘迫的情况下,积极支持并为王国维谋划两宗贩画之事,最终似皆以加价支付的方式悄然自存。罗振玉从弘扬国家学术的角度积极传古,为使天才学者王国维安心治学,努力为其解决生计问题,既系于友情之深切,亦根于学术之广大。其热情、眼界与魄力,亦足让人起敬。

王霞芳用通络平喘汤治疗小儿哮喘的经验

介绍王霞芳教授用通络平喘汤治疗小儿哮喘的经验。认为小儿哮喘发作期以风寒外袭、痰热内蕴多见,治疗在宣肺化痰、止咳平喘的基础上,突出祛风通络。

汪再舫应用益气强心汤治疗收缩性心力衰竭临床经验

介绍了汪再舫主任应用益气强心汤治疗收缩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经验,认为该病病机以气虚为本,痰(湿)瘀为标,病位在心,与肺、脾、肾相关。发作期以标实为主,缓解期以本虚为主,以益气温阳,活血利水为基本治则。临床常用自拟益气强心汤加减治疗。

《周易》义理诠释范式简析

《周易》诠释传统上分为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两类。《易》"十翼"、王弼、程朱及今人之种种《易》注皆为义理易。义理易除"十翼"外,主要有训诂式、王弼式及"京房易"三种范式。三种诠释范式反映不同时代之《周易》观与诠释者的特定哲学与文化背景。

药用唇柱苣苔叶片分化及植株再生研究

目的:建立濒危药用植物药用唇柱苣苔叶片分化及植株再生体系。方法:以药用唇柱苣苔(Chirita medica D.Fangex W.T.Wang)叶片为外植体,灭菌后接种到附加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中培养,筛选各阶段合适的培养基。结果:不定芽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MS+1.0 mg/L 6-BA+0.2 mg/L NAA,pH=6.0,诱导率为100%;最佳继代增殖培养基为MS+0.5 mg/L 6-BA+0.2 mg/L NAA,pH 6.0,增殖系数为12.6/30 d;最适合的生根培养基为1/2 MS+0.2 mg/L NAA,pH=6.0,生根率高达100%,移栽成活率为95.0%。结论:本繁殖体系可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种苗,并为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指导。

《诗经原始》成败之我见

《诗经原始》是近代诗经学的一部名作,也是云南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价值在于:突破了《诗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旧说,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但它也有一些倒退,这与作者的封建卫道思想和生活见闻的局限有关。

王霞芳谈小儿脾胃病研究的思路

目的:总结整理王霞芳老师临床几十年诊治小儿脾胃病的经验及研究思路。方法:重视内外合治的综合疗法,经临床实践反复提炼筛选,进行剂型改变,研制出"董氏开胃散"外敷穴位法治疗小儿厌食症。对董氏指压法进行了临床及机理的研究,推广应用于治疗婴儿吐乳症,疗效达95%左右。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医学手段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生理学方面的研究。结果:厌食症的内外合治、小儿呕吐症的规范化研究,有效率都达90%以上,并能推广应用。结论:注重整体观,辨证施治,处处维护小儿胃气,指出在治疗过程中重视小儿脾胃的学术思想在儿科临证中尤为重要。

王志英教授防治支气管哮喘经验探析

通过对病因、病机、诊疗等方面的阐述,总结了王志英教授对支气管哮喘的认识和经验,揭示了痰、气、瘀在支气管哮喘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王教授创立哮宁方、寒喘平方和热喘平方,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素问·痹论》藏府痹小考

《素问·痹论》中“凡痹之客五藏者”至“痹聚在脾”一段 ,林亿认为是王冰次注《素问》将其他篇章移至《痹论》中 ,张琦等以为王氏所移过于轻率。通过考察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对上述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病源》中已把此段文字与《痹论》痹久入藏的论述相联系。王冰次注《素问》 ,或受《病源》影响 ,或出自临床经验 ,似非轻率之举。而且 ,从“凡痹之客五藏者”一段出现在《内经》中的不同篇章 ,从古人对五藏痹的前后认识的不同 ,恰体现出古代对疾病认识是逐渐深入的。

王居正《纺车图》的人文精神和现实批判精神

王居正的《纺车图》,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从题材内容的选择、女性人物形象的大胆描绘、严谨而充满激情的画风以及承前启后的构图形式等方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通过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分析,中西艺术形式的对比,揭示其社会价值及历史价值,进一步认识作者不朽的人文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方氏云鳚渔业生物学及其在辽宁沿海的渔业

方氏云鳚为近岸季节集群性小型底层冷水性鱼类,黄、渤两海均有分布.黄海北部及渤海主要群体每年10～11月集中在北纬38°00'～39°00'近岸水域产卵,群体中Ⅳ个世代,雌雄性成熟均为Ⅱ龄.方氏云鳚在辽宁沿岸每年有两次渔汛期:幼鱼渔汛期3～5月,渔获量3×106～4×106 kg;成鱼渔汛期9～12月,渔获量约2×107 kg.渔业产值近亿元.目前方氏云鳚成鱼在辽宁的资源量约6×107 kg,年捕捞量约3×107 kg,现阶段资源量与捕捞量基本平衡.

明代戏曲选本昭君戏考论

明代戏曲选本中有关昭君戏目甚多,如《王昭君》、《和戎记》、《和番记》、《青冢记》、《宁胡记》、《王昭君和番》等。经过仔细探考,可知富春堂本《和戎记》是旧本戏文《王昭君》的嫡传和原貌;《青冢记》、《和番记》与《和戎记》三者并不是同剧异名,迥非一书。《宁胡记》为佚剧孤本,《王昭君和番》为南杂剧,而非戏文。

明宋邦乂本《吕氏春秋》研究

在明代,《吕氏春秋》有宋邦乂校刊本,参与校勘人员较多,流传版本在校勘者的标记上存在分歧,其间又有将校勘者姓名讹写者。梳理其版本流传差异,考证校勘者真实情况,可以还原古书的本来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宋邦乂本《吕氏春秋》书前有琅琊王世贞《重刻吕氏春秋叙》一文,又有方孝孺《读吕氏春秋》一文。考察研究这二篇文章,可见明人研究《吕氏春秋》之一斑。

论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临仿情结”——以王原祁作品为例

中国文化在传承方面,素有浓厚的"崇古"倾向与"原典情结",反映在绘画上,中国文人历来强调"无一笔无来历","临仿"遂成为"崇古"的最佳方式之一。对于古代绘画史上的"临"、"仿"问题,不能仅从技术层面上着眼,必须从东方民族文化背景的层面上,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心理定势、思维模式入手,方能洞悉此秘,进而从学理上证明:所谓"临仿",不仅仅是一个笔墨技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技进乎道"的过程。它实际上是画家对客观物象的主动把握与诗化呈现的重要手段,它要求画家必须大胆放弃"客观"再现物象的笨拙努力,充分发挥"临仿"的主动性,以有限的笔墨去容涵无限。一个"临"字,看似被动,实则具有取类归赋的"主动"意向,包含着极大的审美选择和创造自由,也蕴藏着画家对物象的"气"、"韵"的深刻体悟与感应;画家在"临仿"的过程中,忘情体物,"澄怀味象",因物象而"得其天",最终达至"与造化生物之机盖无以异"的境界,此乃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取向在绘画实践中的本质体现。倘若将此类冠以"临仿"之名的作品置于中国古代文化术语的模糊性及宽泛性的语境下予以审视,似乎已不能全然以"临仿"之作视之,而是跳出古人窠臼、自出机杼的独创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