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f Reasons That Wang Guowei Got a Bias against the TZ’u in Southern Sung Dynasty

Wang Guowei's bias against the TZ'u in Southern Sung Dynasty is a meaningful topic i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the reasons of this bias based on Jen-Chien TZ'u-hua. We analyze the factors from two respects, the external influence and his internal preference, wishing to be able to find out real reasons.

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关于王国维《人间词》的解读

王国维的《人间词》今存104首。作者伪造词序以自高词品,删除浮艳之词和不标词题致使情感经历线索模糊和词意难解。解读其词者往往因作者是备受学界尊崇的国学大师,遂离开作品本意而努力寻求哲理与政治之寓意,从而进入误区。《人间词》作于辛亥革命前数年,主要抒写两次情感经历,并非凿空而道,而是复杂感情的产物。它体现了作者提倡自然真实之境界并反对深文罗织的词体观念。因此《人间词》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尚待重新认识。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国维“境界”说的四个层次及其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征的界定,而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意义、形上四个层次的全方位评价。所谓境界,即表现为语言层次的天然性、意象层次的直观性、意义层次的世界性、形上层次的生命性。所谓有境界的文学作品,就是用天然之语言、真切之意象,直观地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由此传达出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之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而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境界”说是一个语言、意象、意义、形上的四重有机整体,不可以拆开研究。

从江顺诒到王国维:近代“以境论词”审美批评趋向

“境界”说是近代词学研究的焦点,但从江顺诒到王国维“以境论词”的审美批评变化及价值,在词学史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寻绎“以境论词”这一近代词学审美批评的趋向,一方面是审美思维发生转变。江氏首次明确提出“词境”,把“以境论词”从传统词学风格审美,上升至统摄词学的审美批评;而王氏受西方哲学影响,又超越传统词学的审美义界。另一方面,“以境论词”的确立,促使词学审美形态的变化。从江氏词学体例的首次明确,到王氏的批评之学,超越了传统词学的审美形态。究其根源,在近代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以境论词”审美价值的多元,隐含了对外来文化冲击的不同回应。

政治的“南”“北”与诗人的自我树立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对屈原所作的阐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暗含了作者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基于此,从王国维在1907年前后的事业和学术变化出发,对《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前人的阐释视角:此文写作的动机根植于王国维在这一时期经历的由南入北、进京任职这一人生转折的现实之中,同时也与他因填词而产生的文学抱负有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王国维对屈原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体认。

《人间词话》中的辛弃疾词批评研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辛弃疾的推重是以一己之力反拨清中叶以来的词坛风气。在对辛弃疾词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王国维对鼓励后学学习辛弃疾词颇多犹疑,使辛弃疾词在王国维词论中难以得到典范性认同。王国维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总结的理论与标准在辛弃疾词上的应用难以如愿,因此其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含糊其辞,使其极为重视的词人辛弃疾反而在其词学体系中出现边缘化现象。

中国现代审美典型理论的先声——王国维典型思想初探

20世纪初,王国维在文学研究中提出描写人生、注重形象、强调典型化等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已初具现代典型论的雏形。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理论为参照系,王国维的典型思想在描写社会人生上侧重个体人生,在形象塑造上注重意志在性格呈现中的作用,在倾向性流露和评价标准上侧重审美之维的特质,又具备自身的特殊性。从史的角度看,王国维的典型思想开了中国现代审美典型理论的先声。

“境界”与“再现”的现代发现——以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比较为中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脍炙人口的“境界说”,梁启超以发动晚清文学革命著称于文学史,也有不少“境界”论述,却未得到关注。两人的“境界”论述与柏拉图的“摹仿”论或亚里士多德的“再现”论遭遇,涉及文艺创作及批评的基本原则,对现代文学“写实主义”的形成具有深刻意义。王国维演绎康德哲学,梁启超依据佛学,各自“境界”论背后有着传统思想资源的支撑,在晚清文论中别具姿态与景观,而两人回应现代挑战的不同取径及其在现代的接受在今天也不无启示。

从“境界说”看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观

王国维对文学“无用之用”价值的揭示和论说,达到了切实、充分、透彻、逻辑较谨严的程度,今天看来,其观点和文字仍散发着相当具有启发性的魅力。鉴于学界对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论基本采取从前期言论简单概括为超功利说,进而作为常识来传播的状况,这里以“境界说”为中心,打通前后期界限对其做较细致的分析,以使其丰富的内容和逻辑层次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突破流行于王国维研究领域“理论形态”“理论来源”等执念,从“境界说”的多种阐释中辨析“境界”作为文学评价最高标准的蕴含,从启真、塑情、向善,以及三者关系等角度论述王国维文学价值观的构成和意义。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正源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在学术上面临的质疑主要是“包含论”和“异类论”,“异类论”的核心论点——“劳”不属于《论教育之宗旨》里“心育”的合理构成——是问题的关键。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里论证“四育并举”的思路(“王国维框架”)其实是用两个日本学者的现成框架组装出来的,存在许多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论述。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57年所讲的“三育并举”在1900年左右就已经是中国人的常识,“四育并举”(包括美育的概念)则是蔡元培提出并大力倡导的。蔡元培版的“四育并举”既不存在《论教育之宗旨》里的那些错误,也根本就没有“心育”的概念。“包含论”和“异类论”的质疑对于蔡元培版的“四育并举”是无效的。《论教育之宗旨》的历史地位被严重高估了。我们应当摒弃这种高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理直气壮地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范例

一方面王国维深受西方“形象直观说”的启发,将“境界”的“不隔”视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特质,弥补了中国文论的不足,打通了中西文学的联系,奠定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境界”“不隔”等概念的选择上,还是在实现“不隔”的途径上,王国维又都切实行走在中国文论的大地上。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王国维不仅是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奠基者,也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开创者。他在文学可感性问题上所作的阐述,不仅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也呈现出高超的中国智慧,可以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程度上,都堪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范例。

王国维致许家惺书札六通系时补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国维致许家惺书札多通,但多未署明确日期。“中华本”“《全集》本”“补订本”等“全集版”王国维书信集在收录时,多有系时模糊、考订错误及排列失序等遗憾,一些错误甚至被不加分辨地征引。依据《王乃誉日记》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其中六通书信的系时进行补充、订正。

《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与王国维的词曲研究

四川省图书馆藏《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是王国维编定的词曲藏书目录,著录有词集87种、97部,曲本52种、59部。书目编于1912年至第二年春夏之交,汇集了王国维在词曲研究期间的主要书册。自购、手抄与获赠是王国维所藏词曲的主要来源。本文以《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为基础,结合相关书籍的购藏经过、题跋与批注,王国维研治词曲的方法得以体现。目录所载书册为考察王国维的词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与思想来源,是探究王国维词曲研究进境的重要文本。

感物诗学:一个新的诗学类别的诞生

中西方思想史上有许多关于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理论,虽然这些诗学理论属于同一类别,但至今尚未得到命名和理论总结。本文将其命名为感物诗学,并定义为一种探讨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类别,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为了确定感物诗学的类别范围,必须了解导致这种诗学类别内部差异的变量及其边界所在。因此,本文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对里尔克的物诗诗学、刘勰的心物交融诗学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在客体方面,里尔克十分强调剔除客体的偶然性,仅留下必然性,并由此暴露客体的本质,凸显客体的存在性,而刘勰和王国维的诗学并不着意分辨这种偶然性,刘勰十分注重偶然性对物象的作用,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更是着意将诗人主体性加诸客体,使其增加偶然性,即使是他所说的较客观的“无我之境”,也不会着意剔除偶然性;在主体方面,里尔克物诗诗学是眼睛的诗学,而刘勰与王国维的诗学则以心为根本感知器官。四种诗学在主客体上的不同思想都指向了不同的主客观程度,并因此指向了不同的主客体在场地位:里尔克物诗诗学强调凸显客体的本质,用较为客观的眼睛感物,因而是极度客观的感物诗学,里尔克物诗中诗歌主体基本没有在场地位;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虽然“以物观物”较为客观,但是仍旧有“我”的存在,因此是客观程度不及里尔克的客观感物诗学,“无我之境”对应的诗歌中客体处于在场地位;刘勰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对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要求,因而是较为折衷而偏向主观的感物诗学,而其对应的诗歌中主体处于在场地位;“有我之境”强调以我观物,凸显主体的在场地位,因而是极度主观的感物诗学。本文由此得出结论,四种诗学的理论差异根源在于主客体在场地位的不同。主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主观,而客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客观。基于这些结果,本文建立了感物诗学数轴,以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了这一诗学类别的内部差异和类别范围,并正式确立了感物诗学的诞生。

王国维沪上贩画考论

王国维一生经济颇为拮据,这与其专力学术,不遑费心费力谋生有关。但在1916年8月至1917年初,因为与哈同花园合作不畅,王国维对是否继续编纂《学术丛编》心存疑虑;而一旦终止合作,则沪上生活就必须另行考虑。适在此时,商务印书馆股票一路飘红,王国维遂将所购商务股票悉数抛出,一时盈利颇为可观。为了日后生计稳定,王国维以股票所得为本金,在罗振玉指点下,先后两次斥资购买方壶画、唐六如小卷等寄东,并请罗振玉代售。但当时“东人饮河易足”,罗振玉在自身藏品难以售出、经济窘迫的情况下,积极支持并为王国维谋划两宗贩画之事,最终似皆以加价支付的方式悄然自存。罗振玉从弘扬国家学术的角度积极传古,为使天才学者王国维安心治学,努力为其解决生计问题,既系于友情之深切,亦根于学术之广大。其热情、眼界与魄力,亦足让人起敬。

《人间词话》与常州词派词论关涉考论

王国维《人间词话》受传统词学影响,前人已有研究,而所受影响多大,有哪些方面,与晚清主流词派常州词派关系如何,尚缺少深入细致的梳理。通过对《人间词话》引用情况逐条考辨,发现《人间词话》征引常州词派词论达42则73例,占《人间词话》篇幅近三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人间词话》最重要的古代词学渊源即常州词派。而且,在征引常州词派诸家词论的排序上,可以发现前五名的顺序依次是周济、陈廷焯、刘熙载、谭献、冯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认识。尤其是周济与陈廷焯,在词人批评与词学体系的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方面,对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建构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人间词话》中辛弃疾的超拔地位与成因——兼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偏爱五代、北宋,对南宋的词人词作整体评价不高,但对辛弃疾却一反常态,认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在南宋词人中将其置于超拔地位。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赞赏,主要着眼于词人品格、自然真情、整体风貌等方面,这也是辛弃疾获此超拔地位的原因。通过辛词在《人间词话》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之中,所谓“隔与不隔”对用典的要求并不僵化,有可转圜通融之处;“要眇宜修”与“不隔”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具有深层的协调兼容。

王国维本末之辨的诗学阐明——以“兴趣”“神韵”和“境界”为中心的考察

自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以来,其对于中国的诗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王国维提出了《人间词话》的核心理论,即“境界”一说,多少年来一直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分析与批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且其第九则对于“兴趣”和“神韵”的本末之辨也一直受到学界的众多争议。文章试图通过重新梳理“兴趣”“神韵”和“境界”三个概念的丰富内涵,探究王国维提出的本末之辨的逻辑线索与其内在原因。

叔本华哲学的东方元素与王国维“境界”说的建构性

关于王国维“境界”说,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相互对立的观点。如何认识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美学的影响,依然是一个问题。叔本华是第一个把目光转向东方的西方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并非属于纯粹的德国传统,而是充分吸收了东方印度吠檀多和中国佛学、理学的元素,在基本理念上能与东方思想相互印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近20余年来,瑞士学者乌尔斯·艾普(Urs App)采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德国法兰克福市图书馆叔本华档案的批注和摘抄文献的发掘与研究,确证了在叔本华意志论的酝酿期,《奥义书》是最关键的思想来源,叔本华持续关注中国佛学与理学,从中获得理论支撑。正是因为叔本华哲学蕴含着浓郁的东方文化内质,王国维读叔本华著作才有惬理餍心之感,并借这一通道而进入欧洲哲学世界。王国维站在近代中西交汇点上,在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的启发下,激活中国古代遭到“缘情诗学”抑制的“理感”“尚意诗学”传统,提出他的“境界”说,强调主体的精神超越性,主体摆脱世俗的羁绊,静观人生和宇宙的实相而呈现于文字。这种“境界”理论既得益于叔本华美学理论的启迪,也秉承了中国传统的诗学脉络,是融汇中西的近代诗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