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王充《论衡》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俄罗斯一直深受关注,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其学说和思想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苏联之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种“打破束缚,走向现实”的现实意义。虽然中苏关系在这七十年间不断地变化,但是基本没有影响到王充研究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影响。通过介绍王充思想与学说在俄罗斯的影响与传播,可以丰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的现实意义,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传统古典杰作的研究状况。

《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江苏省仪征市明末清初“寤园”“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考

明代崇祯四年(1631),在仪真县西南部,计成为汪士衡设计、建造了"寤园"。但是"寤园"的名字很快消失了,"寤园"所在的区域存在"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等园林的名称。这些名称让学者们十分迷惑。研究表明,这些名称是同一个花园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叫法。"寤园"是最初的名字,"西园"是根据这座园林所处位置起的名字,"荣园"是"寤园"进入清朝以后改的名字,"汪园"是根据"寤园"园主汪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容园"是"荣园"卖给闵氏以后改的名字,"闵园"是根据"容园"园主闵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

《周易》卦及卦爻辞的诠释方法——《大象》对《周易》解读的启示

《周易》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源头,要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征,必须研究《周易》。历代学者都为《周易》作注释、解读,"五四"后特别是近年注译和硏究著作形成热潮。除算卦和应用、演绎之类以外,这些著作都属注译类,力求还原《周易》原貌,讲出其真思想、真精神。但要进一步推进《周易》的研究,需要对注译类的范型做一剖析、检讨,评论其得失,并提出新的研究和注译方法。《周易》许多卦是有主旨或中心的,必须把握卦的主旨和义理,才能对卦、爻辞有恰当的了解;而在揭示卦的主旨和精神方面,《大象》是最值得重视的。研究和注释《周易》,应以《大象》为启示,将卦、爻辞的义理意象注解出来,既扬弃王弼的方法,也扬弃高亨的方法。

追寻《留美学生通讯》和汪衡

1949—1950年间,《留美学生通讯》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发行的一份油印中文期刊,因其发行周期短、发行面广、发行量大,而成为影响广泛的期刊,并为美国9所大学图书馆所收藏。汪衡1930年代翻译《毛泽东自传》,编译《周恩来抗战言论集》,1940年代留美,化名李同创办《留美学生通讯》,担任主编,并响应新中国政府号召,1950年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3世纪北中国的程朱学与许衡的思想

青年许衡一边重视到《周易》王弼注所说"无为自然"概念的价值,一边反省着十三世纪北中国社会面对的有些困难,痛感到这些道家的概念有必要更新。正是被此自觉所推动,他在阅读理学书的时候得以"默契"程朱学的意义。但是,为了构筑可以改革社会的思想而想要完全消化程朱学的话,此"默契"之后,直到《读易私言》完成的七年余的时间还是必要的。

江苏省仪征市明代“寤园”主人考

长期以来,园林学者不能确定明代仪真县"寤园"的主人汪士衡是仪征市历史上的哪个人,更不了解他的家世。考证结果表明,明代仪真县寤园的主人汪士衡是安徽省休宁县上水南村人,是上水南汪氏81世。他就是康熙七年(1668)《仪真县志》记载的汪機,他在崇祯元年(1628)捐款获得了文华殿中书的职位。上水南的汪氏家族是明末仪真县显赫的盐商。汪士楚是汪士衡的本家,是上水南汪氏83世。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王充对孟子的非难与褒扬

在《论衡》中,王充一方面专设《刺孟》篇,非难孟子为空谈无征之人,为不懂谦让之人,为自相矛盾之人;但另一方面却在其他篇章中称赞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是一个为儒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一个可以与孔子并称圣贤的人。既贬又褒,且重在褒,这不仅开单篇非难孟子之先河,而且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汉代孟子学的发展,在孟学史上和儒学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中国空间批评实践——以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为例

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已经经历了并且还在经历着激烈的空间重组。城市空间成为全球资本与各种力量角逐博弈的对象,空间性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充分凸显了出来。上海作家王安忆自身的成长经历与这个城市的变化息息相关,她对于城市经验的敏感以及对于整个城市精神史的反思,凝结成为复杂的小说文本。其作品《长恨歌》与《富萍》指向着上海空间的独特性,为进一步的空间批判提供了基础。

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其所习典籍及藉由经学训练而形成的基本知识结构与东汉的王公贵胄、知识精英、底层胥吏并无不同。王充确曾赴京师洛阳研修《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而非在郡国的经学教育机构学习上述典籍。王充与班彪、班固过从甚密,《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充满温情,"王充系自学成才""王充不曾师事班彪"等说法难以成立。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

在王充作《论衡·龙虚篇》以前,已经有很多关于龙的记载与传说。《论衡·龙虚篇》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雷为天取龙说、龙之神性说而立龙之物性说,对龙进行了重新界定。王充《论衡·龙虚篇》对后世志怪、奇幻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龙王居水中、物之长者为精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以及当代奇幻文学的创作之中。

从《论衡》看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民族观

《论衡》是一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论衡》中包含着作者王充丰富的史学思想,民族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同源共祖的起源观、四夷宾服的一统观、以夏变夷的夷夏观等三个方面,对王充的民族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深化王充的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拓展对王充思想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东汉初年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走向也有积极意义。

《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

遵照《七略》《汉书·艺文志》图书六分法,参考近百年汉代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以文献文化史视角梳理《论衡》所见“诸子略·道家类”典籍,藉此鸟瞰王充的知识来源、阅读视野。将《论衡》征引的道家类文献细分为王充“读过”“可能读过”“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三类,指出上述文献对《论衡》话语表达、学术建构的影响。同时,对前人《论衡》引书研究中的疏漏,随文补充与修订。

宋代《论衡》研究综述

王充《论衡》一书,以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受历代学者青睐与关注。宋代以后,随着儒学地位的强化,宋人思想渐趋保守、正统,文学观念与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影响着学者对《论衡》的认识与评价,被视为《论衡》一部离经叛道之书,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对王充及《论衡》的评价。尽管宋代对王充及《论衡》以批评为主,但否定中仍蕴含着积极因素,其在宋代的广泛流传以及在宋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