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诗品》之纤秾、绮丽及其与王维诗风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二十四诗品》与王维诗风的关系予以了肯定,但具体的分析论证却还是很不够的。《二十四诗品》中的《纤秾》、《绮丽》以及它们与王维诗风的关系是:《纤秾》、《绮丽》较为清楚地反映了王维诗风的一些重要特征,王维诗风是纤秾、绮丽在诗歌实践方面的主要代表,《二十四诗品》的确与王维诗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末王贞白其人其诗

王贞白是唐末著名诗人,早年曾两中进士,并曾游历边塞,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他的诗歌在晚唐颇具特色,题材宽广、诗境疏朗开阔、旨趣深远,情感平和中正却不失慷慨之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对萧士赟注的吸收与考辩

清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大量吸收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萧士赟注。他在借鉴时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对萧注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力陈己见;第二,对前人观点予以吸收,同时补充可靠材料,对萧注进行细致辨析;第三,注重批判地继承萧氏的笺注成果;第四,接受前人对萧注的改进,透彻解读太白诗意;第五,本着客观平和的心态纠正萧氏解诗刻意比附时事之处;第六,在吸收萧注时也有其保守的一面,疏于详考。王琦对萧注的吸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全盘接纳或是轻率否定。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王梵志诗佛教典故补注

本文主要对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一书中未能详注出处的几个佛教典故——"厥磨/摩师"、"瓠芦"、"婆罗草"等进行补注,俾使相关作品的主旨得到更好解释。

在西方资源与本土经验之间——论诗人王家新的近期创作

王家新是朦胧诗后期和新生代的重要诗人。1999年以来,王家新备受一些年轻的诗人批评,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西方资源”,缺乏“本土经验”。事实上,这种观点值得审慎辨析。诗歌中的“知识”和“生活”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以王家新近期诗作为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论王家新诗歌创作的跨文体倾向

20世纪90年代,王家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他强化了叙事的成分,运用了互文性写作,吸纳了戏剧化表现手法,创作了"诗片断"系列,形成了明显的跨文体倾向,在诗歌精神、语言资源、语言质地和表达手段上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浅析王家新的挽歌体创作

20世纪90年代,挽歌体成为诗人王家新诗歌创作的重要倾向,他从深远开阔的境界审视世界,审视生活,审视诗歌,开始进行一种整合式的写作,唱出了献给一个时代的挽歌,表达了个人对时代的诗意承担。

王建研究的全新里程碑——读王宗堂先生的《王建诗集校注》

王建是唐代诗苑中一位才情富赡的诗人。其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而百首宫词联章,更是王建首创,被誉为"宫词之祖",对五代以后的宫词创作影响很大。然而长期以来,不仅王建集的校勘笺释工作一直无人问津,而且由于两《唐书》无传,使得王建的生平仕履存在不少疑点。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王建生平及其作品的整理研究与唐代其他著名诗人相比,明显涩后。而王宗堂先生的力作《王建诗集校注》一书的问世,不仅解决了王建研究的诸多缺憾,而且在许多方面将王建研究推向前沿,开创王建研究的全新里程碑。

江西诗派影响下的汪藻诗

江西诗派在中国诗歌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诗歌创作理念对诗人创作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文章通过对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汪藻的诗歌作品进行分析,看他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及其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

王家新的诗集和他的诗歌理念

王家新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诗人",置身于中国传统诗歌范式之下,又广受欧洲诗歌的滋养。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将中国古代诗歌客观而诗意的视觉与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视觉这两种艺术感知方式相融通,构建了独特的诗歌理念。其诗歌创作以生动的形象和诗意的画面,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细微之处的深刻意蕴;以充满音乐性的语言,传达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以及伟大的社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