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九思北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王九思是明代中期一位在诗文、杂剧与散曲创作方面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他为明代散曲北曲的复苏与中兴做出的贡献可圈可点。分析归纳他的北散曲小令用韵情况可知:在其232首北小令作品中,押韵方式共8种,有17类75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过宽。

关于王九思《中山狼院本》的体制问题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属于北杂剧,但从王九思从事戏曲创作的具体情形、明清曲评家对这个剧本的态度以及该剧本体制上的特征来看,这个剧本应属于院本。它的存在表明明代文人参与了院本创作,院本这种早期的戏曲形式在明中叶仍有演出。探讨这一问题对准确了解明代戏曲发展的真实状况很有意义。

论康海与王九思咏园散曲

本文从明代中叶关中园林、学术、文章(包括散曲)三者并盛气象分析康海与王九思二家曲震北国的地域文化背景;又从二家咏园散曲审视其人生感悟、文化气质、艺术风格之异同。园与曲关系紧密,由园审曲,以曲观园,自是曲学研究与园论研究应有之义。

论歌谣时调对李开先、王九思散曲观之影响

明代文学家李开先为民间歌谣时调的真情真味所感染,不仅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时调,还拟作歌谣时调。此举使得李开先的散曲作品别具一格,也令他本人及友人王九思的散曲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李开先"乐俗求俗"散曲观的出现及王九思对散曲"谑""俗"特点的重新肯定在散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

本文对明代陕西地区的戏曲发展状况做了描述,并且对各种戏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在明代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戏曲创作与表演的中心,但是戏曲活动仍非常繁盛,变体杂剧中独折戏便始于陕西,而杂剧家中的康海、王九思无疑属明代戏曲大家。晚明时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亦有相当成就。秦腔的出现,更是开中国戏曲花部乱弹之先河。

论王九思词的诗化和曲化倾向

王九思是明代中叶著名的诗文名家和重要曲家。他的词作结集为《碧山诗余》,论词崇尚苏黄,词作风格多样,不乏佳作。由于身处明代词学不振的背景之下,故词作表现出浓重的"诗化"和"曲化"倾向。

论王九思的曲学观念和散曲创作实践

明代七子之一王九思的曲学观念表现在重视曲体的抒情功能、娱乐功能和努力提高曲的地位三个方面。王九思的散曲创作是对自己曲学观念的实践,既书写了失意士大夫的苦闷,也反映了宴集赠寄之作的游戏心态;在散曲艺术方面,能熔炼词藻意境,努力提高散曲的境界和格调,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王九思《杜甫游春》:志士品格·诗人情怀·曲家本色

明代文学家王九思的杂剧创作以《杜甫游春》最为有名。此剧情节简单,时代感强,是王九思以失意文人士大夫的视角来关照现实政治、抒发满腹不平的抒情诗剧,是明代杂剧走向案头化的开始和标志。本剧继承标准的北曲一本四折形式,以豪放泼辣的曲风,和康海《中山狼》一起完成了北杂剧的光荣终结,开启了杂剧文人化、抒情化、案头化的流变方向。

论王九思的乐闲遣怀之曲

王九思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较为有名的曲学家,他的散曲题材丰富多样,而乐闲遣怀之曲即为其中一大类。乐闲遣怀之曲包括了放情山水的记游曲、淡泊恬退的隐逸曲、对酒交游的宴饮曲以及一些艳情曲;艺术风格情景交融,雅俗兼备,手法多样,别具特色。

百鸟中孤凤:吴孟祺生平、思想考述

在明代官员中,吴孟祺堪称特立独行。他生于东鲁,饱受儒家文化浸润,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理想,并身体力行;他才兼文武,治民、治兵各有其道,且卓有实效;他有明确的执政理念,以节用、爱民自律、律人,无论处境顺逆,始终坚守不渝;他诗文兼擅,慕古而不泥古,以经世致用为写作目的,关注民生疾苦,朴实无华而自成风格;他为人耿介,正当中年即急流勇退,虽未尽其才,而不挠其志,颇有上古贤者之风。从他身上,折射出儒学传统和齐鲁文化的多重光彩。尽管其官阶仅止于四品,其著作也大多失传,但他的可贵品格,尤其是节用、爱民的执政理念,属于我们应予珍惜和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在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今天,应该将其纳入研究视野。

论王九思的散文创作

王九思的散文被收入其个人著作《渼陂集》及《渼陂续集》之中。王九思散文创作题材丰富、体裁多样,主要包括杂记、赠序、碑传、书信、随笔等,其中杂记、赠序、碑传类散文数量众多,记录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出行交游和心态情感,富有感情色彩和审美价值,代表着王九思散文的艺术成就。

王九思《中山狼院本》体制研究——兼论以“院本”命名的原因

《中山狼院本》是王九思在学习、继承杂剧和院本等多种文学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短剧体制。它篇幅短小,口语特征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符合孙楷第提出的院本的两个特征"短文"和"诨体"。角色行当上,扮演中山狼的净可以定位为副净,符合院本被讽刺的主角是"副净"的规律。演出形式上,东郭生一人主唱的形式并不符合已知的院本形态。另外王九思将其命名为"院本",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以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也可能和他对戏曲音乐的喜爱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