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

晚清作家集外诗文辑考

清人别集浩如烟海,整理不易。清代作家散在集外的诗文作品,数量既多,情形也格外复杂。孙锵鸣、王闿运、徐定超三位晚清作家的若干集外诗文或涉及清代诗词总集,或涉及重要作家的生平与思想,可以为此前整理出版的《孙锵鸣集》、《湘绮楼诗文集》、《监察御史徐定超》提供增补,使有关诸书更趋完备。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与《湘军志》毁版事件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事功在湖南绅士中激起了一种"湘军情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湘军志》的编修及其被毁版,与这种"湘军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湘军志》被毁版,也反映了湖南绅士的"正统湘军观"。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实验性书写——易顺鼎对七古文体的突破与革新

晚清民国诗人易顺鼎通过对诗歌语言的丰富探索,最大程度地变革了传统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突破和发展了七古诗体。他以韩愈、卢仝为参照,依靠文体迁移,移植散文、辞赋中非诗的文体特征入诗,大量增入长句和四六句,建构出全新的音步节奏,具有流畅雄肆、痛快淋漓的美学特征。这次文体革新是由文学风格和语言形式的小幅变化积累而成的,其创新动力既来自诗坛代际交替过程中的集体选择,也来自易顺鼎本人强调创作主体个性的诗学观念和不安于正统意识的性格特征。王闿运、陈三立等师友对易顺鼎的探索过程影响较大。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王闿运诗学的复古抉择及其价值衡估

作为晚清"今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闿运在不分门户的经学研究中建立起了主"今文学"的学术价值体系,并且将通经致用和复古意识贯彻到了诗学领域。王闿运复古诗学的价值旨趣是以其"今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为基准的;抛开既有成见,我们有必要对其诗学的现实意义作出适当的价值衡估。

王闾运政治思想述论

王阉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王阄运政治思想缺乏研究。虽然王闽运在政治上并非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总的来说，王阄运植根于封建思想文化土壤，盲目地排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反对创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改革政治制度，反对民主革命，是封建保守派绅士的典型代表。

王闿运三部经学新著之考释

《三家诗异文表》、《〈小戎篇〉车制器饰考》稿本、《湘绮先生校补许氏〈说文〉古籀释》底本三部经学著述是笔者在湖南图书馆查阅王闿运有关资料时发现的。王氏年谱与日记皆未作交代,亦不见其他资料记载。此三部经学著作确为王闿运所作,并与王氏其他已刊的经学著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他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治经风格。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门岂 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 ,王门岂 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 ;在政治上 ,他怀抱“帝王之学” ,以纵横家自居 ,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 ,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 ,“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公羊传》文公十四年“子以其指”解——兼论邾文公两妃的地位问题

《公羊传》"子以其指"一句含义如何,学界素有争论。或附会以天地五行之数,或坐实为残指、骈指、小指。然揆之以理,皆有未惬。邾人此言,实与立嗣原则密切相关,读者宜从屈指而数以计长幼的层面上去理解。唯有如此,邾人答辞方称结构对称、语义明朗,《公羊》纪事方称自守法度、与《左》无违。

试析王闿运与曾国藩诗学思想之异同

曾国藩和王闿运分别为晚清宗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学对象的选择和诗歌功用的看法上有较大差异,但在诗歌创作方法的理论建构、《文选》经典地位的接受和唐宋诗歌的批评等方面则存在诸多共同点。两者诗学思想之异同,不仅反映出传统诗歌领域不同诗歌流派之间的关联,同时亦再现古典诗歌功用之争,即治世还是治心、政治教化还是言情审美。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王闿运注释庾信《哀江南赋》纠谬——兼论《哀江南赋》注释的基本源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魏六朝别集类中,收有清末王闿运撰写的《哀江南赋注释》一卷,视为庾信《哀江南赋》的一个注本,这是收书的失误,该注释是王闿运为自己的作品《哀江南赋》所撰。

王■运教育观简论

王■运为晚清书院教育倾注了半生心血,做出了历史贡献,其教育思想对近代川湘两省的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培育了一批英才。王■运"老而劬学"的为学观、"有教无类"的施教观、"通经致用"的人才观彰显出其独特的教育观。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今文学”视阈下王闿运复古诗学的历史建构

作为晚清时期复古诗学的代表人物,王闿运在诗学的建构上是有其自身特点的。王闿运的复古诗学在不同于晚清既有复古诗学路径的前提下,不仅走了一条宗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发展向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王闿运的复古诗学以通经为起点,进而引出对"情"的阐发,再外化为"文"的形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善的以"治情"为核心的复古诗学体系。

王闿运《唐诗选》刊刻时间考

现存王闿运六卷本《唐诗选》最早是光绪二年刊刻于成都尊经书局,但根据王闿运日记、年谱及其他一些资料,可推知该选本初次刊刻时间非光绪二年,而应该是光绪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