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基于《湘绮楼日记》的考察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曾于1878年至1886年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是四川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是其教育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湘绮楼日记》是研究王闿运思想、教育活动以及清末民初政治、人物、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因此,文章基于对《湘绮楼日记》的考察,分析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王闿运受聘为尊经书院山长,是由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力促成。入院主教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重视日常礼教、革除积弊陋习、恢复书院藏书功能等。他倡导实施实学教育,以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为根脉,以经、史、词章等为教学内容。此外,王闿运非常注重书院的考课制度,亲自参与课卷的评定。在掌教尊经书院期间,王闿运在学术和生活上与院生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为蜀地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促进了蜀地学风、士风的转变。其教育规式成为全川学府学习的典范,对晚清时期的四川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王闿运的唐诗贬抑评价与其诗学趣味——以《唐诗选》中的负面批语为中心

通过对作品的负面评价,可以明确地捕捉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唐诗选》是王闿运毕生研究、选编、批点唐诗的成果结晶。从《唐诗选》里的评语可以看出王闿运在诗歌韵味、文体、伦理等方面的审美情趣,如追求真情景而反对空言、追求真诚而反对虚伪的诗韵追求,讲求文体新创和章句安排的文体追求,对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坚持等。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湖湘政治群体之崛起与湖湘区域文化之自觉--论王闿运对汉魏六朝诗派之建构

咸丰九年(1859)王闿运旅居京师与汉魏六朝派同人共同钞选《八代诗选》,这一文学活动不仅是此派人物提倡汉魏六朝诗的重要标志,更因与湘籍士人同列"肃党"的政治幕僚身份,使得《八代诗选》的编纂明显昭示出彼时京师湖湘文人群体强烈的地域认同、政治热情和诗歌理想。此后,湖湘士人更是在科举、学术、诗文、从祀文庙等广泛的领域以求文化上的奋进和自信。以王闿运为核心的汉魏六朝派诗人则建立了由王夫之、魏源到邓辅纶和湘绮本人的诗脉传承谱系。而此种种诗学和文化领域的努力,显然存在更深刻的背景,即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湖湘士人群体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湖湘文化传统之自觉建构。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晚清湘学史中两种学术理念的冲突--以叶德辉与王闿运之间的学术纷争为例

叶德辉与王闿运同为晚清湖南的硕学通儒,由于对湘学传统的不同选择,对理学、经学的不同侧重,导致学术上的相互批评。王、叶之争代表了晚清湘学固守传统与再树新风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对近代湘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湘学在崇尚经世致用、以学为术的传统理念之外,又树立了一种遵循学理、实事求是的新传统。

“纵橫计不就”: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发微

王闿运受聘主讲四川尊经书院,是他传奇人生中备受关注的一件大事。而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王闿运光绪四年"出山入川",接受总督丁宝桢邀聘,初衷并非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来他勉强受聘,却不安于位,拟想"辞师居友,聊尽所长",再展其"纵横名士"的奇才大略,扶助丁宝桢、刘长佑在西南成就霸业,但"赞幕无功,诲人复倦",于光绪十二年倦归湖南,留下一段"纵横计不就"的豪情与悲苦。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王闿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

王闿运是晚清民初著名经学家、文学家。阅读、笺注、著书融贯其一生,经学与诗文独树一帜。文章从"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为学当治经"的阅读教育论、"治经必先习礼"的阅读方法论、"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四个方面探讨了王闿运关于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期冀对王闿运学术思想以及经典阅读研究有所启发。

廖平和王闿运学术异同考

王闿运入蜀主掌尊经书院,不仅是王、廖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是近代湘学和蜀学的风云际会。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是在开拓视野、学术转型和治学方法上,而廖平对王闿运虽然不无影响,却是很微弱的。廖平虽然受王闿运影响较大,但从深层学术思想上看,是和王闿运大异其趣的。这是容易为人忽略的地方,明此方可公允地看待这一段湘蜀学术佳话,也能因此更好地了解廖平学术思想的特点。

王闿运与桐城派——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

本文从史实研究的角度,有力驳斥了把尊经书院的创办全部归功于张之洞的观点。王闿运是薛焕聘的,而王在尊经书院的教学指导是尊经书院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张之洞从尊经创办到他提学使任满调京不到三年时间,比较起来,应该是说薛焕对尊经书院的创办有筚路蓝缕之功。

彭玉麟若干事迹考略

彭玉麟(1816—1890)是楚泽涵母亲彭淑端(1905—1979)的曾祖父。结合所见文献,考述彭玉麟与俞樾的关系;评介彭玉麟的升迁荣辱与曾国藩的关系;对曾国藩是否有可能受王闿运说项拥兵自立,并对曾国藩、王闿运、彭玉麟间关系进行考述,又记述彭玉麟后人参与见闻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情况。

王闿运、廖平与吴虞: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

王闿运开蜀学学风,以其独立性闻名于世;廖平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因笃信孔子,立说不免局限,但特立独行则是举世公认;吴虞叛逆而大胆,虽受业于廖氏,然其论学,疑六经,非孔子,非孝非礼,在思想上与其祖师王闿运标异。吴虞文章以俪为体,依仿《文选》,兼拾周秦,诋韩愈之抒意立言为不足法,而主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说,其实亦衍王闿运《八代文粹》之余论。王闿运、廖平与吴虞一脉相承,呈现出学术与学风的地缘性影响,尽管后者在思想上对以往传统一概抹杀,显出自己超拔前人之气概,但学风之影响则实难抹灭。

一次命中注定的“失之交臂”——王闿运落选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史实述论

莲池书院是晚清北方学术文化重镇之一,也是桐城派晚清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李鸿章寄信给郭嵩焘,延请汉魏六朝派领袖王闿运出长莲池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王闿运如约北上天津,而此时吴汝纶已接任山长,故王闿运不得不在逗留半年后于八月离津,此尴尬之行后被王闿运自嘲颇具"荒唐"色彩。李之起意与王之应约显然各有其考虑。王闿运离湘北上,实因其与当时湖南官绅学圈之不睦;李鸿章未能践约,实因王闿运非其同类。貌似一场简单的人事纠葛,正是时局与思潮演变之结果。

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凄婉、悲音、悲情、清艳——王闿运词学思想新探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文坛巨匠,王闿运词学思想亦于常州词派独占坛坫之时另辟蹊径,以五代北宋词学为宗,选词尤为推崇五代李煜、宋代李清照等凄婉、悲音、悲情的词作,评词常以"清艳"为准的,回归五代词体观念。闿运词学思想的出现,可以唤起更多词人重新审视词体,跳出常州词派的束缚,回归词体发展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