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圣女兴谶与王莽篡汉

圣女兴谶是西汉后期影响较大的一条谶言。元城建公所言圣女兴谶不可信,此谶当为王莽所编造。西汉后期盛行西王母信仰,于是王莽将西王母与圣女合为一体,附会于王太后,使之成为这一集合体的化身。圣女兴天下谶言为王莽篡位提供了合法传承依据,故其篡位后不断提升“文母”的地位,使之神圣化。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

本人在《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列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论述汉儒的研著,这些研著大都严格地遵守了“学术研究应从理解贯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开始”此基本原则。由于涉及到的一些西方研著在国内不易参阅,其学术成果有时甚至遭到歪曲,在此谨列其荦荦大者,如德效骞(HomerH.Dubs),《荀子:古代儒学的塑造者》(1927)和《前汉史》(三卷:1938,1944,1955);包德(DerkBodde)《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1938);毕汉思(HansBielenstein)《汉室复辟》(三卷,1954,1959,1967);《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中译1992),和余英时的一些著述加以评析。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

始建国元年(9),新莽变革官制,置有九卿,其中六卿,据《汉书》所载,是以《尚书·尧典》为底本,更换前汉官称而来,即所谓"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从出土汉简来看,《汉书》就此事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新莽羲和其实是由西汉大司农和汉末所置羲和合并而来,它既掌钱谷,也负责颁下诏令。而新莽秩宗本由西汉太常与宗正组成,新莽典乐与西汉大鸿胪的职掌亦颇有不同。整体来看,这次调整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名号,而且涉及到职掌与僚属,其变动是整体性的。相比西汉大司农、秩宗等六官,新莽六卿基本属于新事物。

王莽宗舜代汉的政治权谋及其历史效应

王莽的宗舜代汉固然带有封建血统论的浓厚色彩 ,但其借助圣贤始祖宣扬新朝正统地位的权谋 ,启发了后世华夷政权谋求正统地位时的寻根认祖倾向 ,从而间接推动了宗法大一统政治理念中的民族融合 ;王莽以五行相生原理改造“五德转移”说 ,并首次通过禅让制在信史上实现了异姓王朝的和平转换 ,从而为后世各族政权改朝换代时排除流血冲突提供了新的政治途径 ;王莽的托古改制虽因急功近利、泥古不化而招致失败 ,但其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重视民生的仁政理念 ,仍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应。至于王莽宗舜代汉时迎合“天人感应论”炮制的种种符命祥瑞 ,则肇启了后世谶纬神学和愚民政治的弊端 ;王莽宗舜代汉时采用的种种伪善行为和阴谋手段 ,则成为了后世政治野心家窃权篡国的不二法门 ;王莽代汉后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及其征讨四夷的战争 ,更是激化了汉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 。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关于敦煌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

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王莽西域战争提供了新的资料,简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为深入真实地了解史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研究相关历史打开了新的视野,证实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利用这批简牍材料对涉及此次西域战争关键问题如:战争开始时间、王莽军失败的原因、联军组成情况以及《匈奴传》为何未有记载这场战争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考证很有意义。

王莽篡政过程中的西汉宗室王侯

宗室王侯作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曾对维护汉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戚势力的崛起,双方在政坛上展开角逐,他们的关系成为影响西汉中后期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王莽在夺权过程中对刘姓王侯采取了兴灭继绝、经济收买、翦除政敌、军事镇压等手段进行笼络和控制,宗室与王莽的关系也由合作终至依附,但最后仍不免覆灭。分封的王侯与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矛盾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王莽与儒学

王莽自幼身受儒学教育,服膺儒学价值并努力践行儒家道德,实为西汉末期儒林领袖。自平帝起,王莽秉政,更加大力扶掖儒学,并对儒学的政治理想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援儒礼以更张制度,即"王莽改制"。王莽改制的实质,就是以儒学政治理想模式,来解决秦汉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的这场改革运动,其实是政治制度的儒学化过程。东汉建立以后,对王莽改制进行了清算整理,但涉及儒学及儒学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仍依其旧,从而奠定了儒学参与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由此可见王莽改制对后世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甚为深远。

《汉书·王莽传》:人物传记与记述新朝大事的精致结合

《汉书·王莽传》的编纂特点,是把刻画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结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双层作用,这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上出色创造性的又一成功例证。新朝虽然短祚,但显然不能将它在历史上抹掉。班固在篇中恰当地记载新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各项大事,才使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保证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三杨庄遗址形成的原因与过程

三杨庄汉代聚落位于魏郡管辖的黄河河滩地内,遗址的形成与西汉中期以后日益严重的河患有密切关系。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的"河决魏郡"后,王莽出于保护"元城冢墓"的一己之私等原因,在河决之后,并未及时加以治理,致使黄河在三杨庄汉代聚落所在区域长期泛滥。三杨庄汉代聚落周围的民堤在经受长期的洪水冲击之后,逐渐失去抵御功能,最终洪水得以侵入遗址所在区域。洪水侵入过程是缓慢,因此,三杨庄汉代聚落被逐渐淹没,得以完整地被埋藏在淤泥、淤沙之中。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王莽对“尧后火德”说的移植利用

“尧后火德”说本是为了证明汉家天子具有君临天下的本钱而炮制出来的,但在西汉末年,此命题为觊觎帝位的王莽所利用,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皇权的作用,反而成了瓦解社稷的催化剂。王莽的做法是:按“汉家尧后”说裁制“王氏舜后”说,再按“尧汉火德”说裁制“舜新土德”说,然后以五行相生说为据,制造“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的舆论,最后在“符命”帮助下,一步一步接近权力顶尖,最后以“受禅”方式篡夺了汉祚。

关中士人与两汉之交的政治变局

在两汉之交政局变动的过程中,关中士人的政治态度存在阶段性差异。针对王莽代汉,关中士人不乏以批评、隐逸甚至武力相抗争者,但顺应王莽代汉,谋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亦是不少关中士人的政治选择。更始政权入关后,通过默认、招抚基层势力等手段,保持了关中社会的大体安定。然而,大量流寓在外的关中士人对更始政权缺乏认同感。东汉初年,鉴于关中数次易手,基层民众聚众自保的情形愈发严重。而面对东汉政权,关中士人群体的政治立场亦再次分化。随着光武帝派冯异平定关中,并将关中士人纳入体制内,关中社会对东汉政权的认同感逐步提升。

“王莽撵刘秀”民间传说的源流及类型

在我国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村,自汉至今两千年来,“王莽撵刘秀”的传说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些故事大致分为“遇难呈祥”、“天保地佑”、“感恩相报”、“历史遗迹”等不同类型。

传国玺、斩蛇剑、孔子屐、王莽头与汉朝的政治思想

传国玺、斩蛇剑、孔子屐是西汉时期的三件富含政治功能的国宝,王莽头是东汉时期具有政治功能的国宝。这四件器物经过政治符号化运作,成为汉朝政治思想的象征之物。传国玺代表汉朝建立源于天意;斩蛇剑代表汉朝建立者刘邦具有天授的异能;孔子屐代表汉朝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王莽头则代表着敢于觊觎汉朝皇位者会受到必然的惩罚。这四件国宝在汉魏和魏晋禅代时都全部为新政权所据有。西晋时斩蛇剑、孔子屐和王莽头因缺少现实意义被放在洛阳的武库中,在一场大火中被全部焚毁,终结了其政治使命。而魏晋及其以后的新王朝,依然把传国玺当成立国神器,使之为政权的合法性服务,但对汉朝斩蛇剑、孔子屐和王莽头这三类文物及其故事却难以复制。

“篡汉”与“禅让”之间的紧张——关于王莽代汉及其历史评价的研究

"王莽篡汉"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大冤案,通过追溯王莽代汉历程中的政治文化演变并分析其禅让论同之前禅让论的关系,可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两种政治原则之间以及儒生同世袭权力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再论“新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

王莽以新代汉,长久以来被看成是一次典型的篡夺政权的事件。王莽本人也成了外戚权奸谋朝篡位的代表人物。文章力图不受《汉书》等史书中贬抑挞伐王莽及"新莽代汉"的内容的束缚,而着眼于西汉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以及西汉末年王莽的个人表现等因素,从客观和主观方面综合论述"新莽代汉"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人们对"新莽代汉"有一个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