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拟态环境下王濛式解说的传播效果研究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赛事转播中,王濛式解说成为各大主流媒体以及受众的热议话题。根据拟态环境理论,从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动层面分析王濛式解说的传播效果,从赛事解说者层面、赛事转播商以及受众层面探讨王濛式解说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以期提升体育赛事解说的传播效果。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王阳明军事思想新探——以《武经七书评》为中心

王阳明虽未留下专门的军事著作,但他早年所作的《武经七书评》及其具有传奇色彩的三大军功,能完整地反映出他的军事思想。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王阳明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孙子兵法》所提出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具体来说,王阳明的军事思想又可分为慎战伐谋、速战速决、精兵强将、赏罚严明等战略思想和五“间”俱用、正合奇胜、便宜行事等战术思想。

今、古文易学流变述略——兼论《子夏易传》真伪

本文从汉初易学之传承入手,比照分析了今、古文易学之传承情况,特别指出古文易派因无师承和对经义的固定传授,故虽同研古文《易》,但其对经义往往各自说之,持论不一,此于《周易正义·卷首》所载可见一斑。史料皆称王弼《易》所依乃是费氏古文本,然由出土之帛书本考之,疑王弼亦取于今文本,非尽依古文也。另据新出简帛资料,本文考证《子夏易传》确为学有渊源的先秦古《易》传本,并辨析了其之所以未被列入《汉书·艺文志》的缘由。

《人间词话》百年研究反思

《人间词话》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在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对一部词学著作如此"关怀"尚属罕见。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研究成果丰硕,适时总结其研究成果,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学术动向,进行学术创新;梳理《人间词话》的研究史,可以窥探学术史发展之一隅。对于已然处于研究"末期"的《人间词话》而言,要想取得新进展必须寻求新的研究理路。学术的生命力在于材料与方法的综合运用,加之研究视域的转变,《人间词话》的研究尚有一片空间。《人间词话》百年反思将从版本、学术论文两个方面入手,探索版本的衍生过程,评估学术论文的理论价值,关注未来研究的动向。

13世纪北中国的程朱学与许衡的思想

青年许衡一边重视到《周易》王弼注所说"无为自然"概念的价值,一边反省着十三世纪北中国社会面对的有些困难,痛感到这些道家的概念有必要更新。正是被此自觉所推动,他在阅读理学书的时候得以"默契"程朱学的意义。但是,为了构筑可以改革社会的思想而想要完全消化程朱学的话,此"默契"之后,直到《读易私言》完成的七年余的时间还是必要的。

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

《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是明末清初出版于江南的两部伊斯兰教著作,前者因王岱舆批评而出名,后者因译者是张中而受重视。有学者却将它们看成是一本书,认为王岱舆批评《证主默解》即是批评《克里默解》、批评张中。并推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江南学派内部,包括王岱舆与张中之间存在分歧或纷争。比较两部著作的思想和文句,此观点难以成立。《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两书而非一书两名,作者亦是两人而非一人;至于推断明清之际江南学派内部纷争等实属个人想象,并无实际依据。

论《王荆公诗笺注》的学术价值与局限

李壁的《笺注》编撰于临川,刻印于眉山,曾极尝参与其事。其所谓"补注"为李壁所为,而"庚寅增注"乃他人之作。《笺注》之注注重考辨人物、史实,寻求语词、典故出处,亦分析诗意与篇章结构。注重实地调查与实物文献,多引荆公自注与自序,诗注与诗评结合等,是李壁之注的主要特点。《笺注》在系年、校勘、辨伪与辑佚等方面亦有收获。

王安石《尚书新义》的诠释特性——以其哲学思想为视角

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学者对王安石《尚书新义》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的学术不正,但也并非完全否认其学术价值。王安石在《尚书新义》的诠释中表现出的一些思想例如君臣思想、对微子出走行事的看法及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利用,都与正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这是因为王安石不仅遵循道德性的标准,而且也遵循智性和有用性的标准而形成的,是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在变法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王安石《尚书新义》初探

北宋熙宁科举改革中颁布的、由王安石领衔编撰的《尚书新义》,既是官方的经解,又是新学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影响科场达六十多年。它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与学术思想。在诠释《尚书》时,王安石标举“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普遍而紧密的联系。其目的是“以道揆事”,即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附会于《尚书》,通过解释《尚书》来介入政治实践,达到推动变法的效果。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试论《南华真经新传》中的创新追求

从开篇出新、题解创新、制名新异、暗驳陈说等几个方面阐述王雱《南华真经新传》的创新层面,并以严谨的逻辑思路剖析了王雱在政治历史使命下对《庄子》道儒圆通、一道德、性释政治等几个方面的深层次创新及其原因。

王船山《古诗评选》简析

王船山在《古诗评选》中阐述了诗歌创作与作品评价标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在诗歌演变的认识上有退化论倾向,对民歌与叙事诗存有偏见。

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得失论

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是清代最后一部比较有特色的苏诗注本 ,该书在编年上有许多新发明 ,对苏诗的评点亦间有可取之处 ,然注释绝少贡献 ,大多由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删削剪裁而成 ,又不标示出处 ,其尤为不当者 ,还好就自己的些小发现而自我欣赏 。

西晋王范《交广春秋》考述

西晋王范的《交广春秋》是广东最早的方志,但由于年代久远,此书早已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水经注》等古籍中。该书较早为《水经注》征引,且最多。王范经历吴、晋两朝,吴末曾遭郭马之乱出逃,晋平吴后官广州大中正,作《交广春秋》,太康八年(287年)进上。晋黄恭以王氏《交广春秋》多所遗漏,又为补遗。王范《交广春秋》约亡佚于中唐,北宋后黄恭所作《补遗》亦亡。《交广春秋》所留存资料如步骘事、赵佗事等,皆颇具文史价值。

王国维小说批评的圆照法论略

王国维小说批评的圆照法就是以圆融观照之法考量小说。此法以“人生”为其理论核心,圆融艺术与功利、圆融中西、圆融多个学科,努力建构一个小说批评的弘大的人文观照体系。

王逸《楚辞章句》述评——《历代襄阳名作家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王逸的《楚辞章句》不仅是研究楚辞的重要文献,也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颇具特色的训诂著作。它在继承《毛传》以来训诂传经,吸收“传注”体训诂的长处之基础上,又多有创获,形成其独具的品貌。

批语视角下对王闿运《唐诗选》的解读

晚清诗学大家王闿运之《唐诗选》是晚清著名的唐诗选本之一。通过对选本所选诗歌及其评语的双重解读,不难发现该选本并非如王闿运自己所云的"不能出八代之外",亦非仅备诗歌之"美",而是一部力求展现唐代诗歌之流变、以求能为后学者呈现更多诗歌创作视角的诗歌教材,从中亦不难看出王闿运并非一食古不化墨守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文人。

抱残守缺而瑕瑜互见——《续古文观止》述论

王文濡先生选辑清代的古文,编成《续古文观止》,以弥补《古文观止》只收录明朝以前古文的不足。《续古文观止》重点选录桐城派古文家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清代古文的源流、宗派与发展主线。但是,由于封建传统观念的作祟,该文集也收录了一些内容糟粕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