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视域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阅读接受史

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到历史转折时期,《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国维致许家惺书札六通系时补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国维致许家惺书札多通,但多未署明确日期。“中华本”“《全集》本”“补订本”等“全集版”王国维书信集在收录时,多有系时模糊、考订错误及排列失序等遗憾,一些错误甚至被不加分辨地征引。依据《王乃誉日记》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其中六通书信的系时进行补充、订正。

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基于《湘绮楼日记》的考察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曾于1878年至1886年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是四川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是其教育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湘绮楼日记》是研究王闿运思想、教育活动以及清末民初政治、人物、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因此,文章基于对《湘绮楼日记》的考察,分析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王闿运受聘为尊经书院山长,是由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力促成。入院主教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重视日常礼教、革除积弊陋习、恢复书院藏书功能等。他倡导实施实学教育,以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为根脉,以经、史、词章等为教学内容。此外,王闿运非常注重书院的考课制度,亲自参与课卷的评定。在掌教尊经书院期间,王闿运在学术和生活上与院生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为蜀地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促进了蜀地学风、士风的转变。其教育规式成为全川学府学习的典范,对晚清时期的四川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日记》稿本及其价值考论

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民国佚名日记稿本,因作者不明,长期不为人所知。该日记从一位民国女青年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的避难生活,细腻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探索民族命运的艰难心路历程,日记中还有对国民党政府不当抗战举措的批评、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等。通过考察日记中的相关细节,可断定日记作者是汪文惺,批点者是其父汪精卫。

《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

根据清代王文韶所著《王文韶日记》中湖北武汉和湖南长沙地区的夏季天气气候记录,重建了1867—1872年夏季武汉和长沙地区的降水序列,并确定其梅雨期的入梅和出梅时间。以此为依据,对上述年份梅雨进行分类,同时与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进行对比,指出1867年与1872年是典型的梅雨年份,降水相对适中。1868年虽然划作空梅,但可能是非典型梅雨,降水适中或偏多。1869年则是丰梅,降水异常偏多。1870年为早梅雨,夏季降水相对适中。1871年梅雨期偏短,降水偏少,形成旱灾。由此发现,天气日记可以很好地用来复原历史时期梅雨等较长尺度的天气过程,如对日记进行系统整理,则能更准确地分析梅雨带的年际一年代际的变化过程和区域差异。

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

关于叶昌炽与敦煌文物的接触与研究,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已作过专题论述。然而,吴、李二先生文章仅依据《缘督庐日记钞》并非《缘督庐日记》原本文稿,故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和深入探讨。本文以《缘督庐日记》和相关资料梳理了叶昌炽与敦煌文物接触的前前后后和是是非非。

亲历者眼中的修订法律馆——以《汪荣宝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以《汪荣宝日记》为基本材料,从个体化的微观视角考察和勾勒汪氏在清末修律中的作用及贡献,重新修复和还原了那一段有关修订法律馆的历史记忆,可见其对清末修律所造成的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从“革命”转向执政的多重困境——基于《王子壮日记》的观察

王子壮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亦有国民政府部会任职的经历。他留存的《王子壮日记》为考察国民党"党国"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对王子壮个人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革命性"的消褪、党权低落、强人独裁与弱党执政等"党国"体制中的问题,这些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包括国民党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党政关系。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其组织动员模式徘徊于苏俄式政党与西方民主政党之间,从"革命"到执政陷入重重困境,这是导致国民党统治覆亡的重要原因。

名人日记与古代小说阅读史的研究视角--以《忘山庐日记》所载《红楼梦》读札为中心

作为晚清士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楼梦》阅读的细节片段。孙宝瑄一方面从自身“悟道”需求对《红楼梦》作出“证道”诠释,另一方面,又强调《红楼梦》阅读批评应带有社会启蒙的考量。当针对孙宝瑄自身的“悟道”修炼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侧重强调修炼心性的自我消遣与调节作用;当针对古代小说的当下流传时,《红楼梦》的“宗旨”及意义就凸显“君子得之固躬”的教化价值。这种基于特殊缘由及选择性记载的日记写作模式之于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应充分注意阅读个体诉诸文字时对自身阅读心态的展现及其有意回避的深度分析,且应多方注意日记记录的社群性阅读习惯或社会维度由此导致日记所隐含的多重意义导向,以便细致考察阅读个体在阅读小说文本与记录小说文本见解之间的视角取舍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差异,避免过分夸大日记的研究价值、乃至出现阐释的简单化研究。

手稿与日记整理脞谈

日记的趣味与价值,学界已有共识。日记的手稿影印版与文字整理版各有短长,或失之辨识困难,或容易错讹残缺,理想的方式当是出版手稿与文字的对照版。所见日记手稿影印版与文字整理版之关系大致有三种类型:仅见手稿影印版而可提出问题者、有文字版而出现手稿可资对照者与有文字版而偶见抄件可供校正者,可分别以王伯祥、吴宓和徐志摩的日记为例略作讨论。准确而高效地把握日记之面貌与内容,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与学科的发展。

再谈“孙犁之病”——以“王林日记”为中心

1956年的“生病”是孙犁生平、创作中的一件大事。“王林日记”中,提供了另外一些细节,即孙犁1956年6月份检查出肝部硬化。从“王林日记”记孙犁病情、治疗情况看,可以怀疑孙犁有抑郁倾向。从抑郁倾向的角度看,孙犁晚年批评友人,离群索居,拒绝见客等举动,就有了新的阐释。此前论者已经就孙犁的“病”做过阐释,而“王林日记”的发表,为这个课题提供了更多史料。无论怎样解读孙犁,都是为了更为深入接近他的内心,而丝毫不会损伤他因煌煌巨著而建立起来的声誉。

晚清广东一位基层盐官的仕宦经历——读《双松馆日记》

以光绪时期杭州文人王为桢所作《双松馆日记》考察其短暂的仕宦经历,勾勒晚清两广盐政基层官场的运作实态。《双松馆日记》现存第九、第十一本。从日记内容看,王为桢是光绪时期两广盐政东汇关的一名基层吏员。通过轮摇之例,王为桢补班潮州府海山隆澳场委员,留任两次,总计三年,之后再返东汇关。结合地方史志记载可知,光绪二十八年王为桢再补班潮州府东界场盐大使。《双松馆日记》详细记录了海山隆澳场的内部运作,是反映晚清广东盐场内部管理的珍贵史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北宋“二山”:张佩纶对苏轼、王安石的推崇及其原因

张佩纶在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初一日记中提出诗学师法"三山"之说,除了晚唐的李商隐,另两位便是北宋的王安石、苏轼。无论是对苏轼、王安石的人品、学术诸方面的爱慕,还是对其诗歌文章的推崇,张佩纶的这种选择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与他的性情、身份、际遇等密切相关,也受到时代局势的影响和士大夫群体的薰染。

“乙全本”不是“李汪宪草”

迟云飞在《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中提出,资政院全宗中保存的"乙全本"就是清末制订的完整宪法草案"李汪宪草"。然而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俞江的论文早已指出,两者不是同一文件。尚有种种证据表明,乙全本确实不是李汪宪草。即使迟云飞判定乙全本是李汪宪草的"最重要的"证据,也并不可靠,相反,可以说明乙全本与李汪宪草在体例上不同,足证两者不是同一文件。从已有研究辨认出的关于李汪宪草的一些要素,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寻找这一文献时的参考。

《王乃誉日记》手稿与苏州码释读问题

《王乃誉日记》手稿的文献价值巨大,但手稿释读存在不少困难,原因之一是其中大量使用了特殊的计数符号。以计量单位为线索,从货币单位、质量单位、时间单位、长度单位、容积单位五个方面,对《王乃誉日记》中使用苏州码及其他符号的情况进行梳理,并在释读的基础上总结其书写规律,希望能够为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提供借鉴。

《王乃誉日记》引用疏误辨正之一:年谱等著作类文献

《王乃誉日记》是研究王国维及海宁乡邦文史的重要文献,学术意义巨大,据此所进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广泛引用。但由于手稿行草兼用,且偶有墨迹过浓过淡、甚至漫漶潦草处,还有一些特殊的账目数字符号等诸多因素导致其辨认释读存在一定困难。许多著作、文章在引用这部日记时多有讹误之处,主要有"误释""衍文""脱文"及"标点错误"等情形,而以"误释"为多。其中不少讹误并非因为文字释读艰难,而仅仅由于人为的疏忽。因此,有必要进行释读、整理、精校,从著作、论文两类文献出发,根据文中引用《王乃誉日记》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条陈与辨正。

《王乃誉日记》手稿中的王国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王乃誉日记》中有大量关于王国维的记述,是今人了解王国维早年行实、丰富王国维年谱写作、推进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珍贵史料。1898年王国维进入上海时务报,为其一生学术事业之重要开端,将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王乃誉日记》中关于王国维的文字辑出以供学界参考。

公义与私情:国民党党政要员对汪精卫出逃前后的观察与反应——以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和档案、函电相似,在史学研究中,日记大多被视为第一手证据或直接史料。对于西安事变后汪精卫返国及其抗战时期的投敌行为,学界相关研究较多,然因现有资料中汪本人留下的私密性史料不多(如日记),后来者很难窥探其心路历程。所幸的是,时人日记的留存对于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此一议题提供了可能。在这些"他者"中既有汪的"朋友",更有汪的"敌人"。在他们眼中,对于汪的回国,党政各界既有欢欣鼓舞者,亦有谨慎乐观者,更有因忌惮而忧虑乃至反对者。毋庸讳言,这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历史中本是正常的政治生态。1938年12月18日,汪秘密离开重庆,与历次因政争而出走不同的是,汪的出走在战时不仅被定义为投敌,更因其"失节"之行,让其反对者不齿,令其同情者错愕,更使其追随者难堪。在公义与私情之间,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