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王念孙“问学交”的标本价值

清代段玉裁、王念孙都是人们称颂的学术大师,王念孙用“问学交”来概称他们的人生情谊。论文从后人将清代的语言文字之学径称为“段王之学”、段王所呈现出的清代学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段王的“问学交”的认知价值及其对当代“君子”文化建设的角度,讨论“问学交”的标本价值及当代借鉴价值。

论王念孙《读战国策杂志》的文献考据方法

清代考据学家王念孙在《读书杂志·读战国策杂志》中使用了若干种具备典范意义的文献考据方法。王氏据异文以比勘、校正《战国策》原文,运用以形索意的方法纠正字形讹误,运用以声求义的方法从字音推求字义,通过归纳总结同时代古籍中的语义、对文、句式等用语规律考订文句,并据历史、地理知识进行综合考察。这些行之有效的考据方法使得王念孙与《读书杂志》成为考据学上的高峰。

就王念孙的同源词研究与梅祖麟教授商榷

梅祖麟否定《广雅疏证》的同源词研究。《广雅疏证》的同源词研究既有文献证明,其音转学说也大多能够成立。王念 孙的同源词研究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广雅疏证》的成就世有定评。

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易学解释

王氏父子的易学承接清初顾炎武易学之端绪,以易学文本为旨归,通过理解和解释《周易》经传文本的字词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他倡导因声求义的方法,发现《周易》二十四个通假字,提出了"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增字解经,排斥脱离文本的象数解经,更反对为解经随意改变文本等,有别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而独具特色,对于《周易》疑难卦爻辞文字解释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以文字学方法解《易》的巅峰,为后世解释易学文本意义提供了典范。然而,王氏父子对于易学乃至经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的层面上,未能由此开显出义理,是其缺憾。他们反对远离文本的汉代象数,却以汉人卦气说反对其纳甲、爻辰、旁通等说,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山海经》及郭璞注校议二十八例

《山海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典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山海经》及郭璞注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文献错误,对我们正确理解《山海经》带来了障碍,因此需要经过仔细校勘,尽量还原其本貌。本文利用学界较少关注的元钞本《山海经》和王念孙的手批校语等资料,对《山海经》及郭璞注的二十八处文献错误作了校正。

训诂基本原则例说

综合前人的论述,参以自身的体会,文章把训诂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十条,认为准确理解和掌握这些原则对于训释古书至关重要。古今训诂实践在这十个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使训诂工作更具科学性。文章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十大原则。

论清代《管子》校勘中的学术传承——以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为系谱的考察

有清一代,《管子》校勘领域有着鲜明的学术传承。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三代学人,秉持乾嘉考据学之方法,致力于《管子》校雠事业,为后世的管子研究提供了扎实可信的文献基础。故对这一学术系谱进行考察,既可认清其在管子研究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转型中之地位,亦能借此个案了解清代子书校勘之命运。

就王念孙《广雅疏证》研究同源词的方法与梅祖麟教授商榷

王念孙《广雅疏证》研究同源词的方法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其研究同源词的方法众多,并非只有“一声之转”;汉语同源词的研究模式与外国语言同源词的研究模式是不能等同的。

“求变”与“求通”——试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与王念孙《广雅疏证》词义引申研究的不同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与王念孙《广雅疏证》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两部重要著作。在贯通语料的基础上,笔者由词义引申入手比较二人研究思路的异同,从词义分析的指导思想、词义分析的着眼点、词义分析所用术语等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剖析二人"求变"与"求通"的不同研究取向。与此同时,借鉴汉语词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二人在具体实践操作中的成败得失。

高邮王氏训诂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局限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举世公认的清代乾嘉学派最杰出代表,《高邮王氏四种》中,精彩的校勘、训诂实例举不胜举,其间贯穿着他们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梁启超将王氏父子的治学方法总结为六点: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和推论。这已涵括了王氏父子“科学的研究法”之大要。不过,其中有的并非“研究法”,比如“立说”和“断案”;有的则语焉而未详,尚可补充,如“搜证”。“搜证”首先要寻绎文理,其次还要有系统的观念,即掌握一部书或一个时代遣词造句的“通例”。这两点都是王氏父子所最擅长者。在对梁启超所列的六条列举实例加以阐释和补充的同时,多以俞樾的相关研究做比较。指出王氏父子的局限性,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江有诰《诗经韵读》和王念孙《古韵谱》用韵比较

江有诰《诗经韵读》与王念孙《古韵谱》的用韵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对句末韵字的入韵方式理解不同;对某些句中字是否入韵理解不同;对句末韵字和句中字是否同时押韵理解不同;对某些句子或篇章是否有韵理解不同;对某些篇章韵例理解相同,但对入韵字理解不同。通过比较发现,总体而论,江氏和王氏在研究《诗经》用韵上各有得失,江氏之得远远多于王氏。相较而言,江氏对韵和非韵的辨别,比王氏高明;江氏比王氏更注重同篇各章在韵式上的整齐性;江氏在分析句中字是否入韵时,较王氏谨慎;江氏对某些句子或篇章是否入韵的处理,较王氏有道理。

《汉书杂志》所校讹字及其启示

《汉书杂志》是王念孙《读书杂志》的重要组成,其中共校出讹字361例。通过对《汉书杂志》进行穷尽性统计和比较,发现讹字成因有形讹、音讹、涉上下文而讹、因史实不明而讹、因误本妄改而讹,以及多重嵌套之讹六类;其中形讹数量最多且古今汉语都会出现。针对讹字成因语料如何以古为鉴,纠正错别字,推进汉字书写规范化,值得深思。

高邮王氏父子的语言观刍议

清代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巅峰时期,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王氏父子的语言成就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正确的语言观密不可分。王氏父子语言观的研究对于总结我国古代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仍有积极意义。

王念孙《读书杂志》对大型辞书修订的价值和意义

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对《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修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提供漏收的字、义项、词以及为辞书提供书证或提供更早的书证。

王念孙、俞樾校释《荀子》特色差异之研究

王念孙(含王引之)和俞樾是有清一代著名的训诂学大家和校勘学大家。两家在校释《荀子》上,特色不同且有差异,具体表现为:一是王氏援引文献比俞氏丰富;二是王氏重实证,论证更客观,俞氏重义理,论证更主观;三是王氏层次清晰、逻辑续密的特点比俞氏更明显、更突出。

王念孙王引之諟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四篇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之治段氏《说文解字注》,审辨精严且不盲从轻信,方法周备而能开人心目,辞畅理顺亦多不刊之论。惟其屡有失察,抑扬失当,时或不免。诚当汇聚比观,疏瀹廓清。是于王氏诸书中寻析明言段说之非者,釐清轸域,发覆深究,扬搉是非,庶几釐清个中悬解,得其所宜。诚是,王氏正段之方法、要旨自可窥忖,《说文解字》之原委底蕴益复焕显,段书之幽韵阃奥略可得而知之。

王念孙《丁亥诗钞》解读

王念孙历来以小学名世;但他游历山水之间时,也曾吟咏放歌,所作《丁亥诗钞》,颇见功力。品味其诗,内容丰富多样,或叙述游历,或描绘景物,或感慨身世,或寄怀古人;艺术上则崇尚古体,追求自然。细加推敲,《丁亥诗钞》并非都写于丁亥年,且有存疑之处。

王念孙“‘脩’、‘循’形近而误”说献疑

王念孙认为典籍中"脩"和"循"常常"形近而误",并将大量的"脩"校改为"循"。但对典籍中"脩"和"循"的致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脩"几乎都是在表遵循义时被认为由"循"所误,而表其他义时则不被言误,用"形近而误"说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对大量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脩"与"循"同有遵循义,不烦校改。

高邮王氏父子的历史语言观和系统语言观

高邮的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在文字、语义、语音、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先进的语言学思想密切相关。对王氏父子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语言观进行梳理,有助于总结我国传统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

王念孙、俞樾与东晋至宋的“句法”术语之比较

"句法"一术语较早出现在东晋的佛译文献。其后该术语在清代语言学者的论著中常常被使用。以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著述为例,对不同时期进行比较,大约可看出,东晋至宋这段时期的"句法"与清代王氏、俞氏所使用的"句法",其含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句法"概念的外延均大于今之语法学"句法"概念的外延;"句法"一术语均没有进行过明确的定义;"句法"一术语均是用在行文时说明某一类具体的语言现象,而且随文的"句法"含义也会随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