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早期著述及其与《四部稿》关系考

近年国内外访世贞书,得版本资料日多,问题也日积,2015年8月于韩国发现罕见孤本《四部稿》本(《弇州正集》),不禁生理出头绪之想。因《四部稿》是王世贞对其早期著述的整理,故理出头绪不得不从其早期著述的考察入手。遂以此前研究为基础,考之王世贞《四部稿》、《续稿》所载书牍、序跋文,参之已得国内外数百种版本资料,终补书十二种,纠偏误多处,理清了王世贞五十岁前著述二十七种书的基本事实,并将存世的著述篇目与《四部稿》对照,力求说明他们间的关系。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

王士禛的文人雅集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清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前后为重点考察时段

领袖式人物组织参与交游雅集是影响诗坛风貌的重要因素,也是观察诗风流变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王士禛与博学鸿儒的交游雅集来观照清康熙诗坛的风尚变迁。1678年,清康熙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入京后,王士禛组织了一系列交游雅集活动,形成小圈子。他在小圈子中提倡神韵说,崇尚清新淡远、平和雅正的诗歌风貌,迎合了士人的审美趣味,淡化了社会矛盾,扭转了质实诗风。在诗学宗尚方面,王士禛传播宋诗风,但并不反对唐诗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从而影响了诗坛大风气。

王士祯研究述论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三百年来 ,王士祯研究的范式不断变化 ,研究也不断趋于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王士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对王士祯的审视也趋于全面与客观。总起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开始从追根溯源和整体的宏观角度探讨“神韵”说的渊源、内涵及其得失情况 ;开始关注其诗学理论与诗作、词学理论与词作的关系 ;对于王士祯与赵执信在诗学观上的分歧及其关系的考辨成为关注的重点 ;研究范式上突破了前此相对单一板滞的局面 ,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体现了一种当代性特征 。

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发覆

"弇州晚年定论"是一"公案"性质的问题,明清以来王锡爵、李维桢、焦弘、钱谦益、陈田、四库馆臣等都曾予以关注,诸人之所以强调王世贞晚年之论,目的是要以其晚年文学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文学思想,并由否定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而对七子派复古运动进行反思或质疑。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强调王世贞晚年"自悔",由此而否定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合法性,然而却因引文错误而受钱锺书先生批判。若细致搜检王世贞晚年文献,钱谦益之说未必"每不足信",王世贞晚年在创作内容、取法对象、创作方法、审美趣尚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不过作为一位博学广识者,王世贞的思想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随事改正",目的是"勿令误人而已"。

赵执信《谈龙录》与康雍乾诗风转移

赵执信《谈龙录》严厉批评王士祯,其实质关系康雍乾诗坛风气的转移,故广为清人关注,后人对其毁誉不一,情况相当复杂。《谈龙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代王峻批钞本,钞本间有评语,褒赵贬王;雅雨堂节录本则刻意消泯两家诗论差异,由此可见清人对《谈龙录》的态度。关于《谈龙录》何时撰写的问题,《谈龙录》作者自序所署写作时间似可信,且其开展文学批评的态度是真诚的。在追求开放和丰富的诗学、高度表现真情真意、反对文学批评中的门宗意识三个方面,《谈龙录》在清代走出"神韵论"的诗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谈龙录》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学论著,并非是向王士祯发泄私愤而已。

王士祯“神韵”说时空蕴藉形成的历史脉络

"神韵"作为批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诗之空间想象和时间蕴藉。唐宋以来确立的"文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艺批评法则树立了这种"神韵"说时空蕴藉的基本内涵。故此,王士祯"神韵"说之"远",其创作要求之"根底"和"兴会",其于审美风格之"冲淡"和"味",无不以传统诗论的超越之态为主线,在诗歌的外旋时空机制中寻求其审美人生之境。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礻真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 ,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 ,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

王世贞传记形象建构的三个向度

传记是书写者依据自己对传主的理解而对传主人生事件及其关系进行的重构,书写者与传主关系的亲疏会对传主有不同形象的塑造。王世贞传呈现出传主形象塑造的三个向度:其一,家传,受碑传文体内在规约性的限制,虽然创作者有强烈的情感在场,但仍呈现类型化写作的倾向,此类传记注重对传主道德形象的建构;其二,私人史传,书写者追寻传主所需的历史意义,并依据自我理解来剪裁史料,按其所理解的意义向度编织传主故事,侧重对传主文章家形象的建构;其三,官修史传,书写者根据官方所需剪裁史料、编织传主历史事件,虽貌似客观,但主流意识形态已渗透在"怎样讲述传主"故事上,包括选择什么事件,怎样结构故事等,此类传记关注传主历史事实的辨别,通过潜在的隐形的深层结构来表现,注重对传主政治家形象的建构。

王世贞文学理论与其书法理论的联系

王世贞的文学理论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它既有强烈的宗派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开放性、发展性。他坚持复古论的文学思想,却并不反对其他有价值的理论,从而成为明代中期的文学批评巨匠。而其书法理论则与其文学理论相映成趣,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文学理论具备一致性和相关性。

文化认同变迁中的王士禛与江南诗坛

明清易代,满、汉异质文化剧烈冲撞,为了统治政权的稳固,满清政府在积极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主动认同汉族文化与儒家传统,使满、汉文化实现了对接和调融。在这一过程中,王士禛从一个淡泊仕途的青年名士转变为朝廷期许的文化领袖,在江南开始了他对文化事业的重建。

论王士祯“神韵说”与兴的美学关联

王士祯的“神韵说”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对于“神韵说”与“兴”的关系 ,学术界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兴”是“神韵说”的理论核心 ,而“神韵说”乃是对作为中华民族基本艺术思维方式之一的“兴”

论王世贞诗文主张的形成与后七子的结盟

作为明代后七子复古这动的领袖之一，王世贞复古思想的形成既有很大程度的被动因素，又有一定程度的主动因素。李攀龙的影响是王世贞思想启蒙的根源，而后七子的结盟则最终从多个层面促使了其复古思想的全面形成。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以《牧誓》难题、文王舞阵之谜的破译为突破口,结合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有关成果,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论“七律”语的细致解读,澄清了“牧野阵法”、“文王舞阵”、《武》乐三者相互关联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意味;《武》乐之舞容、曲调也相应得到了具体落实。

胡应麟与王世贞的关系考论

胡应麟是明代晚期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过从甚密,他的著作《诗薮》得到王世贞的肯定和赏识。胡应麟曾七次拜访王世贞并有很多书信往来,这种密切交往基于他们文学思想的相近。王世贞对《诗薮》的欣赏是一以贯之的,胡应麟在诸多方面受到王世贞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文学思想中的复古倾向、格调理论等。

神韵说与王维诗歌的阐释

王士禛论诗"独标神韵",王维诗歌艺术境界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神韵"说的审美理想,因此成为王士禛心目中的"神韵"范本。王士禛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王维诗歌艺术做出更为透辟细致的阐释。标志着"神韵"说理论成熟的《唐贤三昧集》确立了王维诗歌作为"唐音"正宗的地位,也强化了王维诗歌在中国诗歌美学中的经典性。

王士祯入蜀游记交通地理研究

王士祯是清朝著名的诗人,他曾在康熙十一(1671)年、康熙三十五年(1691)年分别入蜀。在这两次的入蜀途中,他详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蜀道地理和人文风貌,著《蜀道驿程记》和《秦蜀驿程后记》等游记。这些游记对研究蜀道的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含蓄蕴藉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

王士镇的诗歌以“神韵”说为指导,强调言外之意,含蓄蕴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的真缔,并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受到皇权的关注和眷遇。其神韵诗追求文外之美,冲和淡远,风致清新,继承王、孟一派的家数,含情绵渺而纡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音节流利跌宕,词句明隽圆润,令人回味遐想,把我国诗歌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张扬到极致,在诗歌史上作出了贡献。

王世贞抚郧期间的文化建树

文章从创建郧阳巡抚图书馆、编刻发行图书、题名春雪楼、创作诗文四个方面阐述了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抚郧期间的文化建树,对王世贞为郧阳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