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苏轼和王守仁的仕途与文思

苏轼(苏东坡)和王守仁(王阳明),这是两个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名字。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相差400余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个是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文化贡献、历史影响都很不相同。但苏轼和王守仁,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比如他们的社会背景、政治抱负、人生遭遇、思想倾向、文化情怀等等。比较苏轼和王守仁的相同与不同,对于认识、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走向是有启示意义的。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对小学德育改革的启示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了德育为先、教育要顺其自然、教师要以身作则以及教育要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等观点。他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我国方法简单、脱离生活、情感缺失的学校德育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我们诸多启示:德育要创设良好的德育情境、要善于启发、寓德于行、培养儿童的自信心。

《明史·王守仁传》编纂考论

清官修《明史》过程中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以《明史》不立《道学传》,《王守仁传》归入大传不入《儒林传》而告终,争论的背后却隐含了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明史.王守仁传》主要取材于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尤侗《王守仁传》、万斯同《明史稿.王守仁传》、王鸿绪《明史稿.王守仁传》。《明史.王守仁传》的成书符合清官修《明史》的一般情况。

王守仁心学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基层社会治理是王守仁心学理论与社会治理有效结合的具体体现。王守仁及其弟子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构建起以心学理论为指导,以乡约、族规、讲学为主要形式,以维系儒家道德观念和基层社会有序运转为根本目的,社会各阶层成员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了心学理论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在构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指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应重视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论王守仁对明代贵州书院教育的贡献

明朝正德初年,王守仁疏救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忠良,得罪宦官刘瑾,被谪戍贵州龙场任驿丞。此间,王守仁创建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他开启明代贵州创建书院教育之风、通过书院教育培养大批才俊、建立书院教育管理模式并在学术上为黔中王学的产生奠定基础。

陈献章学脉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王阳明的思想源自对儒家经典《孟子》、《大学》等的解读与发挥。就近处而言,王阳明的思想则来自朱熹思想的刺激,如果说朱熹思想的刺激属于反面的影响,那么陈献章学脉对王阳明思想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脚点。陈献章学脉对王阳明的影响,通过娄谅,主要通过湛若水与王阳明的交往与论学得以显现。厘清这一点,对进一步把握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之脉络是十分必要的。

明儒“意”论分歧及其发展

明儒关于《大学》诚意之"意"的定位大体可分两种: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不具有主宰的意义;以意为心之所存,纯善无恶,是心之主宰。宋代学者思想中已体现出"意"定位之二重性,至明中叶王阳明这种分歧和矛盾更为突出,而其后学或在其"有善有恶意之动"的基础上提出"无意之意",以超越形下的善恶观念;或发展了"意"的第二种涵义,提出意为心之所存,来解决阳明思想中的矛盾,刘蕺山即是这一支诚意说的集大成者。在此过程中,诚意工夫的重点亦由"诚"逐渐落实到"意"。

明中叶道德危机与王守仁哲学诉求

王阳明哲学是在明中叶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失灵、官场腐败渐滋、士风不端、社会出现深刻的道德危机背景下出现的。他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等命题意在救治人心痼疾,提升人生境界,促进士人道德自律以及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在需要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时代,王阳明不仅建构了良知本体世界,高扬心灵主体,而且对存理去欲、净化人心设计了切实可行的修养方案。阳明哲学是对时代问题的坚强回应,只有从历史的场境着眼,才能深化阳明哲学的认识。

王守仁“知行合一”与宋明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知行观的核心命题,也是王守仁与朱熹的分歧所在。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包括三层基本内涵:第一,知行并进、不分前后;第二,知行本义合一;第三,知行相互包含。深入剖析可以发现,王守仁对于知行关系的基本看法与朱熹等人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这一点,王守仁和其他理学家凸显知行的伦理维度、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将知行范畴落实到"去人欲,存天理"都是明证。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王守仁与杜威学习理论之比较

王守仁是16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是20世纪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两位大师在学习理论上卓有建树。研究他们独特的学习理论内涵,对促进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优化学习理念,拓宽学习视野和途径,提高学习质量和效益有借鉴意义。

王守仁儿童教育思想浅析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从"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论出发提出了以"明人伦"为目标,以"顺导性情"为核心的儿童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征、个性差异,他的很多教育思想对于今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仍有很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浅议王守仁的“自然教育”思想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以其哲学和政治观点为基础的,而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则是其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尤为一提的是,他的“自然教育论”的提出,比西方最早表达自然教育思想的名著———法国卢梭的《爱弥儿》的出版时间早了 200多年。本文拟对他的“自然教育”思想作以简单评析,以求更好地借鉴古人教育思想的精华。

论王守仁创建龙冈书院的动因及条件

1508年春,王守仁谪戍贵州龙场任驿丞,其后创建龙冈书院聚徒讲学。对王守仁创建龙冈书院的动因及其条件作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王守仁在谪戍贵州龙场期间的史事,而且可帮助弄清王守仁对贵州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论王守仁《谕泰和杨茂》特殊教育意义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谕泰和杨茂》一文记述了他对聋哑学子杨茂的谆谆教导,集中体现了他教育公平思想、知行合一的教学理念、睿智的教学方法和崇高的教育目标,在中国特殊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康有为视界中的王守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关注、提及最多的人物除了先秦诸子,就是宋明理学家,这其中就包括王守仁。康有为对王守仁的关注具有自己的独特理念和视角,不仅受制于立孔教为国教的孔学观,而且与他的哲学观一脉相承。因此,康有为视界中的王守仁不仅提供了解读王守仁的别样方法,而且展示了康有为本人的王学观和孔学观。

举业与为学:王守仁考试思想探析

王守仁以其心学思想为基础,倡揭"致良知"的教育目的观,注重学校教育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对科举考试的流弊进行了深刻批判,阐明了自己的考试观及考试心理思想。

阳明学的地域化传播实践——以明代泾县水西讲学为中心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泾县水西讲学是阳明心学讲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嘉靖年间,水西讲学先后经历"水西会""水西精舍讲会""水西书院"等发展阶段,主讲者是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汝芳等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万历年间,水西讲学一度因张居正"禁讲学"而停止,万历十三年以后得以恢复。经过嘉靖万历年间的发展,水西讲学不但传播了阳明心学,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阳明学流派,而且受益于讲学宣传,泾县及周边地区都出现了提倡道德教化的风尚,实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治理的有效结合。

王守仁从祀孔庙原因浅析

王守仁是明代大儒,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影响至今。他传奇的一生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特点,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由于其特殊的贡献得以从祀孔庙,成为官方认定的经世大儒。学界关于王守仁从祀的过程研究较多,但对于其能够得以从祀的原因还少有详细梳理。可从王守仁个人理想、主要成就、外部保障及学说的时代性等四方面来论述厘清这一问题,这对于研究王守仁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