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王选章教授推拿学“理、法、方、术”经验概述

本文概括总结推拿名家王选章教授推拿学“理、法、方、术”理论与经验。王选章教授对推拿治疗软组织损伤及内、妇科病症甚为精研,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经过多年对《黄帝内经》等经典的研究与实践,王选章教授提出“道理学说”“点穴调脉法”“形气辨证法”“五部推拿法”及推拿手法的五行与阴阳分类等推拿学“理、法、方、术”理论,并以此指导推拿临床诊疗,疗效显著,为推拿教学与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推拿学术的创新、发展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选章教授推拿学术理论与经验值得后代医家研究、借鉴与传承。

王学末流的实学思想论辩

王学分化后,王学末流对阳明之学各取所需,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王学末流历来被称为“空疏之学”,但细究其实,他们并未完全摒弃阳明学说中的“实学”因素,只是各自的偏重不同罢了,可谓“虚中有实”“务实不虚”。明清间学风转变之际,学者们摒弃王学中虚的因素,吸收利用实学因素,形成了清初实学与王门后学迥然不同的实学面貌。无论是注重实学还是不注重实学的王学末流,其学术思想中皆蕴含着一定的实学因子,这些实学因子被明末清初的学者加以传承、光大,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学术。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对小学德育改革的启示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在他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了德育为先、教育要顺其自然、教师要以身作则以及教育要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等观点。他的这些主张,对于今天我国方法简单、脱离生活、情感缺失的学校德育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我们诸多启示:德育要创设良好的德育情境、要善于启发、寓德于行、培养儿童的自信心。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

典籍翻译与学问师承

汪榕培是当代典籍翻译大家、著名翻译理论家和教育家。围绕汪榕培和典籍翻译活动,从以下方面谈论当下的人才培养和师承关系,将有助于典籍翻译和人文教育的发展:1.诗歌翻译的格律派、散体派和自由派;2.师承关系中的专业教育、治学方法和学人境界;3.博士教育中的普遍问题,包括如何完成学业、加强学术传承及有可能形成学派的问题。

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上)

王星拱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是深受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思想的影响。

王阳明的心学与浙学

王阳明的心学既是浙学的特定形态,又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浙学,是指广义的“浙”地之学,这一意义上的浙学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包含批判的意识,关切现实,具有历史的观念。以上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得到了体现。王阳明的“意之所在即是物”说和工夫与本体之辩,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独特的理论建构;其良知说、心即理说从一个比较内在的层面为浙学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提供了某种根据;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观念,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其“五经皆史”说,内含着深层的历史意识。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记。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

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下)

王星拱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是深受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思想的影响。

王襞人本思想论略

王襞继承了王艮的身本思想,主张以身为本、尊身尊道、保身安身,又进一步发展了王艮的身本思想,提出了人在不屈其志、不辱其身的同时,要事不避难,见危而受等重要观念,这在王艮尊身、保身的思想基础上有了较大的突破。

王艮“百姓日用是道”思想再论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这一重要思想解决了"道"的来源问题,要求人们到百姓日用中去学道、求道;同时,王艮还把"日用"与"平常事"结合起来,指出在日用中学道关键是在即事中学道,这就进一步指明了学道的方向。此外,王艮分析了"百姓日用是道"的简易特性,并从学与教两个方面强调了顺应"简易"规律的要求。

王心敬“明亲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王心敬通过对《大学》"亲民"概念的重新解释,突破了理学贱视形下之器及实际事务的限制,在许多事关人民生计的具体学问和实践技能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就。

王弼著述的性质及其思想来源的再审视

王弼的《老子指略例》与《周易略例》较为系统地阐论了其诠释原则,而《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论语释疑》则是其诠释原则的具体实践。作为释经之注,王弼的著述主要在经典的框架之下展开,同时又不无前见的制约与创见的闪现。王弼的著述又显然不止于诠释学的探索,它有更为高远的终极追认与政治关怀,这又是与其"举本统末"的指导思想相契合的。王弼思想有多元的来源,其中道、儒两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资源。而名思想、黄老思想与王弼思想的联系过去认识不足,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既立足于"本",亦着眼于"末",说玄学没有现实关怀并不公允。但毕竟它在具体政治行为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它对当时政治、社会的直接干预是有限的。

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正——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

在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王阳明早期著名弟子徐爱曾追随王阳明先生到达过贵州龙场,是故徐爱有一次明确无误的"黔中之行"。依据多种相关证据考察认为,徐爱"黔中之行"的观点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通过考证,追寻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原因在于钱德洪编撰《王阳明年谱》时,将正德四年王阳明与席书在贵阳始论学和正德九年徐爱与黄绾等在南京论学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人们产生了迷惑和误解;而主观方面在于后人读书马虎,不假思索,不加质疑,仅根据钱德洪的编撰就认定徐爱必然有一次"黔中之行"而作了主观臆断。对徐爱"黔中之行"的追问和考证,有助于辨正和澄清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错误,可以为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一定作用。

略论王学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到明中叶出现了反映当时市民社会道德要求的新的因素,这些因素从传统伦理道德中引发出所谓叛逆的学说,从而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这一发展倾向,是从中兴理学的王守仁开始,至其后学泰州学派而发展到极端。王学导致了传统道德的失范、伦理思想对生活的贴近以及对工商市民道德要求的认同。

禅宗对桐城派之影响初探

桐城派作为文章之学,其理论核心即"雅洁",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禅儒互渗"对于这一理论体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指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形成既是对以往散文理论的继承和总结,更是在吸收禅宗及受禅宗影响而产生的陆王心学等哲学方法论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由此得出禅宗方法对于桐城派文章理论形成的深远影响。

王星拱与批判学派的思想关联(中)

王星拱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深受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思想的影响。

论王襞的流行之体及其无倚之乐

王襞是泰州学派乐学思想的继承者,也是泰州学派乐学思想的发展者。王襞认为,乐学乐在顺应心体的自然流畅,乐在主体深层次的心理体验,乐在无所倚的无私之乐。王襞的乐学思想是对泰州学派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