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桃叶”意涵辨析及其与金陵之关系

《桃叶歌》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的爱情歌谣,描绘了主人公的爱情细节,折射出东晋士族婚姻形态。金陵南浦渡因其为《桃叶歌》故事的发生地而得名“桃叶渡”,后世文人多以“桃叶”代称“桃叶渡”,这又为“桃叶”增添了离别相思的意蕴。陈隋之际,《桃叶歌》曾被时人作为陈亡的谶语,此后以“桃叶山”等金陵地标怀古伤今、感慨兴亡的作品亦以“桃叶”代指其名。从王献之与桃叶的才子佳人爱情,到“桃叶渡”的离愁别绪,再到“桃叶山”的感慨兴亡,三种情感之所以能够被统合于“桃叶”一词下,其原因即在于它们均与金陵地区有直接关系。“桃叶”之典由于其意涵的丰富而见于各类文体之中,其故址作为金陵文化的一部分得以留存至今。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汪榕培《诗经》英译中的“赋比兴”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了叶嘉莹的心物论作为研究方法,将“心”理解为作者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方式,将“物”理解为原文中的环境、背景等客观要素,以分析汪榕培的《诗经》翻译。通过主客观的统一,探讨汪榕培译本的准确性、贴近度、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于汪榕培的《诗经》翻译以及《诗经》研究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在传统诗学中,作为“诗之法”的“赋比兴”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表现方法,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且具有特殊性的诗学理念。汪榕培的译本很好地把握住了英文诗歌的结构和节奏,使得原文中庞杂的画面变得整洁和有条理,这是其译诗的难能可贵的优点。

王允晳生平事迹考辨及诗词平议

清末民初闽籍著名词人王允晳生平事迹有模糊之处,兹在考订其事迹基础上,重新为其拟订小传。王允晳诗多学宋诗,生前得享大名,他意欲以诗人之名传世,其实他的诗缺乏创造性,与其诗名并不相符。他的词却极为成功,他是清末民初学习宋末词人最为成功的闽籍词人,有“小令圣手”美誉。王允晳词的取径,论者议论颇多,或云学王沂孙,或云学姜夔,或云学张炎,各执一词,且有驳议,成一大景观。他的词于王、姜、张都曾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特色,以气骨著称,可以说他的词取法张炎最多。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清末王安石诗的接受与阐释——以梁启超评点《王荆文公诗》为例

清末王安石诗歌备受关注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诗学思潮有关,但更离不开梁启超的参与和推动。对《王荆文公诗》的评点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贡献的肯定。通过梳理该书籍的评语可以发现,梁启超着重阐发了王安石诗与韩愈、杜甫之渊源关系,同时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如字韵的使用、句法、章法等方面予以较全面评价,对王安石诗意境之美和诗歌中的人生况味亦多有索解。总之,梁启超高度认同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对其诗歌成就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王安石在诗学主张及风格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再次遇到王船山——兼评程志华教授《宋明儒学之重构》

程志华教授新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在四个方面颇有新意。就本体论讲,作者以“太极”作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以“太虚”“天”“太和”“道”作为“太极”不同角度之言说;就历史哲学讲,作者以“进化”为基底,以“循环”为开展,提出王船山持“基于‘演化’的循环历史观”;就儒学史定位讲,作者基于“三期说”给出王船山哲学乃对原始儒学之“正”、宋明儒学之“反”而明末清初儒学之“合”的定位;就研究方法讲,作者探讨了“内在诠释”及哲学诠释的“道”和“术”,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自觉。这些方面对于王船山哲学的进一步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南宋王阮精神人格及诗歌研究

王阮是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代表,历任各地官员;也是南宋中兴诗坛重要诗人,有诗集传世。他的身上,有爱国的浩然正气,是将门之后,也是人杰;有爱民的济世精神,卓越的治理才能;同时还有超然平和的隐逸情怀,有陶渊明之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慷慨刚大的南宋中兴之气,清淡平和的理趣之风,呈现多元化的审美意味。

《长恨歌》中的都市文化表征

《长恨歌》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上海为故事发生场域,讲述主人公王琦瑶传奇又落寞的一生,以小人物视角展现上海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和变迁。小说中的典型都市景观和多元文化符码,成为理解城市文化的重要媒介;日常生活叙事则暗含了市民阶层独有的文化心理,以及消费文化支配下的物质主义和身体意识。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由《南滁会景编》颂圣景欧崇王主题考察明代宋学的复兴

《南滁会景编》具有颂圣、景欧、崇王的文化主题,从中可以窥探出明一代复兴“宋学”的文化思潮。颂圣是每个朝代都会有的文化主题,一代文化风气的形成,总与开国文化理念的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程朱理学虽发端于南宋,但真正被倡导弘扬是在明清,以至成为官方哲学,而这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元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知识分子在“颂圣”的旗帜下,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复兴“宋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明朝再度兴起的一股欧阳热,这不仅与颂圣主题不违背,而且更能契合明代很多文人雅士的君子情怀。阳明“心学”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整个明代儒学复兴这一大的思想文化环境背景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思想观念和体制上所存在的痼疾而开展的思考,通过援佛入儒,经世致用,力求为这个社会开出一剂良药,力求重新接续上“宋学”的余脉并加以发扬光大。故而颂圣、景欧、崇王文化主题在明代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上海符号:尹雪艳与王琦瑶——《永远的尹雪艳》与《长恨歌》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西方资本主义渗透的双重背景下,率先走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列,上海成为作家写不尽的城市。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与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尹雪艳与王琦瑶被塑造成象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符号。具体而言,二人的内慧外美成为摩登符号的象征,同时也成为欲望符号的表象,而在尹雪艳与王琦瑶上海符号身份的背后,是作家浓厚家园意识的表达,因此,尹雪艳与王琦瑶又成为了家园符号的象征。

论王夫之诗无达志说中的自由阐释思想——兼谈“诗无达志”较“《诗》无达诂”的变异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著名命题,而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说相比于“《诗》无达诂”说则不受学界重视。它们往往也被视为相似的命题,但实质上它们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诗无达志”说扩大了自由阐释的对象,将经典文本与诗歌文本都纳入了自由阐释的范围;强调了自由阐释的结果,将读者能够获得审美体验视为阐释的结果;讨论了自由阐释的方法,指出读者拥有直接表达所体验之情的自由。总体而言,诗无达志说在多个维度上较《诗》无达诂说发生了变异。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大时代里的小食客——从王安忆《长恨歌》里的食物谈起

阅读王安忆的《长恨歌》,除却以王琦瑶的一生为主线而展开的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到八十年代的上海故事之外,文中还充斥大量关于各式食物的描绘,食物由此成为书中情节以外不可忽视的点缀。透过这些看似简单的食物描写,可以窥见食物与生活的对应关系、食物中体现出的食欲对于人性欲望的一种隐喻、食物对矛盾起到的缓解作用、时代对食物的影响以及从王琦瑶时代的“食物”到薇薇时代的“服装”所隐含的时代变迁。食物的“小”与时代的“大”在小说中得以串联,这既是王安忆“新历史主义”创作的独到之处,也是理解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新解读方式。

宋代医官磨勘制度初探——兼论王安石思想对其影响

磨勘是宋代对于官员进行考核迁转的制度。但宋代初期在制定官员磨勘制度之时医官并未涵盖在内,并且医官的转任也有着相当的限制。北宋历次重大改革均将医学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自此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医官转任的限制也有逐渐放松的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宋政府出于管理的需要,于熙宁年间正式确立医官磨勘制度。至宋徽宗重新启用变法派,于国子监设立中央医学,医官磨勘制度结合中央医学的设立有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展。虽然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出现过种种乱象,但医官磨勘制度对后世的医学发展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