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文学“评价坐标”嬗变与王粲文学地位的重估

魏晋至南朝时期,文人对王粲的评价重心及其文学地位的认识发生了明显转变,反映了该时期文学“评价坐标”的嬗变。曹丕对王粲的文学品评重心在辞赋,这个时期王粲的文学地位在建安文人中并不突出;刘宋以后作家评论转向以诗歌为中心,兴起了对王粲诗歌特点及其文学地位的讨论,引发关于王粲、刘桢文学地位高低的争议;之后,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对作家的才能及其擅长文体类型进行了颇为全面的考察,在对历代作家的别集、总集类文献的纵向、横向比较后,王粲“七子之冠冕”的称号最终确立。

马译《世说新语》书评人研究--以华裔学者周一良、王伊同为中心的考察

从1976年初版至2002年再版,美国汉学家马瑞志的《世说新语》英译本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吸引了至少20篇书评,为中华典籍外译史所稀见。书评人除介绍《世说新语》的内容、文学地位外,极为关注译者的翻译历程及其译文质量,乃至亲自操刀修正讹误。其中,尤以周一良、王伊同两位华人学者翘楚,他们通过与译者的有效“商兑”,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两位书评人的《世说新语》“商兑”模式对于提升当下典籍翻译水平,增强典籍翻译的中国话语颇具启示。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

童子军在清代多指童生群体,意涵中性。童子军应试时规模庞大,从县试数百数千人,到府试、院试可达成千上万人。难青一衿的童生已具备士之属性,凭借其掌握的知识或技勇,在当地社会事实性享受一些优待和尊重。童天王多以形容考试期间滋闹之大胆童生,如闹考、哄闹衙署、滋闹街市、聚赌造乱、冲击教堂等。该称号多出现于晚清文献中,说明晚清童生气焰嚣张,既令人恐惧,又受人鄙夷。原因在于官方监管和约束童生艰难,咸同兵燹后宽额滥送和待士宽纵更加剧了士习嚣陵,且童生治生多重于应试,科举、功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童生为利而试,亦由利之纷争而滋闹。兼具士、民双重特征的童生成为似士非士的游民,反映出科举制在基层社会从“读书种子”内部瓦解,以及官方养士储才理想期愿的落空。

王继红通督养神推拿疗法治疗肝气郁结型郁证经验

随着现代人生活、学习、工作方式的改变,抑郁症的发病率与日俱增;其早期发病的隐匿性及发病过程的复杂性,让很多患者未能第一时间得到诊断、及时治疗,导致了他们需接受长疗程的药物和心理治疗。而药物治疗的副作用及不良反应,也进一步阻碍了部分患者的康复治疗。王继红教授认为,郁证的早期证型以肝气郁结为主,及时干预十分重要,通督养神推拿疗法治疗本病初期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王锡彤与袁世凯父子

王锡彤与袁克定为结拜弟兄,袁世凯与王锡彤也亲如家人。王锡彤参与袁家机要,出谋划策,深得袁氏父子的信任。王锡彤以他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日记,为我们记录了很多历史细节,对于研究袁世凯及其家族,相当重要;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也相当重要。

生命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王统照、郁达夫、废名小说合论

王统照、郁达夫和废名同为 2 0世纪上半叶以诗化手法表达对个体生命的感伤体验的小说家 ,但他们各有其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 :王统照专注于对死的思考 ,表达的是一种生命感伤 ;郁达夫着力表现个人生的意志 (包括性的欲望 )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冲突 ,属境遇感伤 ;废名的小说则逐步实现了对于感伤的超越 ,中后期的作品侧重发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乐趣。正是创作方法上这些与众不同的个性 。

隋代王通的“中国”观及其时代特色

王通"中国"观的主要内容继承了五帝三王以来地理、政区、汉族、汉族/中原文化、王朝(政权)等传统涵义,其"中国"观言论中,指称王朝(政权)所占比重最大。王通所称呼的"中国",不仅有两汉、魏晋等汉族王朝,还包括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王通称呼前秦和北魏政权为"中国"是对传统"中国"观的新发展:它是魏晋以来中国王朝频繁更替、民族关系空前活跃的产物,是王通顺应华/夷关系新变化,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及其王朝(政权)的表现,是对儒家严华/夷之防观念的巨大冲击,在"中国"观问题讨论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王通的"中国"观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他对汉族的衣冠礼仪"中国"的明显倾向性和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的华/夷之别的观念。

杨隋大一统思想笼罩下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兼论杨隋集团与王通史观之分歧

杨隋历史观演化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变性及其矛盾性,充分反映出功利主义的本质。为完成统一大业,奢谈天命,弱化人事,说明皇权神授的终极意义;政治上以北朝为正统,文化上以南朝为正统,此背反现象,弱化了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以功业一统为价值取向。为巩固一统地位,担心历史的循环,意欲消灭谶纬;标榜师古,却为饰德,且依违于是古非古之间,反映了法家典型的务实作风。在帝国蓝图的设计上,企图超越周汉,缺乏王道理想,失去儒家制动,一统之所谓大者,无限制膨胀,最终滑向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义利之分合,正是杨隋与王通之根本分歧。

论晚唐文化共同体建设——以晚唐文学视野中的王通接受为例

“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之所以能够维系一百五十年之久,与其恢弘的文化共同体建设所造就的伟大凝聚力密不可分。在战乱频仍、分崩离析的晚唐后期,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从现实情境出发,对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予以高度推崇和颂扬,希冀以此举重振儒学,完成矫正伦理秩序、凝聚世道人心、挽救社会颓势的历史使命。以此为例,可窥探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进行至晚唐时的态势,以及如何在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上,为宋初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王褒《僮约》研究

《僮约》是汉代俗文化的代表作。前贤时彦非常强调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然而,直到目前,还没有一篇《僮约》专论。应从文献入手,对《僮约》正文进行全面校勘和诠释,对《僮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进行系统论述。

绅士与地方——以河南士绅王锡彤为个案的透视

河南绅士王锡彤在清末民初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政务,捍卫地方利益等活动,成为具有一定趋新色彩的 "学商"、"绅商"或"职商",加快了中国内地绅士阶层的近代性转型,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化。其难以割舍的传 统影响,又不可避免地对河南社会的进步产生一定的制约。

王通对现代高等教育的两点启示

隋代教育家王通的教育实践经验启示我们:鲜明的人格魅力是优秀教师的必备素质;对学生品性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更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

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读通鉴论》集中体现了船山对国家政治治理的伦理思考。"生民之生死"是其基本的政治伦理诉求,而"严以治吏"之吏治论、"德法并举"之治国论是其实现政治伦理诉求之工具理性选择。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通“道在五常”的思想简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习惯于以佛教标示隋唐思想,而以为其间儒学沉寂,尤以隋代为甚。其实,隋代儒学仍然在国家统一之后,重新收拾整顿,王通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他提出道在五常,倡扬儒学的道统,主张三教可一,上接原典儒学,下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王通生平著述新证——以新出《王勱墓志》为中心

王通仕宦与否、《元经》真伪等问题因资料缺乏一直难以确证,据新出《王勱墓志》可知王通确曾官蜀郡司户书佐一职,此前不载此事乃有意之隐瞒,其目的是为了刻画王通的隐士形象。同时可知王通确曾撰《元经》并亲自整理,今存本有后人增附篡改之处,但恐不能完全疑伪。

隋代美学概说

隋代美学是一个未被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它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 ,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美学反思时期。它对六朝美学加以了较为彻底的清算。隋代美学的风貌是“斫雕为朴”。其哲学基础是王通的哲学思想 。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