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名儒王心敬的亲情诗探析

王心敬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他现存的近七百首诗作中,亲情诗有六十余首,涉及母亲、妻子、兄弟和子侄,表达出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风貌和光宗耀祖的责任与荣耀。其亲情诗运用比兴手法,善于将义理融于情景之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现出作为理学家的真儒硕士特色。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汪元量出塞诗编年考——兼论其塞外行程与心迹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汪元量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上都之行。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出居庸关》《长城外》等14首出塞诗歌。根据行程及诗意,可以为这14首诗歌编次纪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春,汪元量一行从大都出发,同年抵达上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汪元量一行经净州路天山县,南出阴山,返回大都。

日藏《阳明先生诗录》的版本源流与校勘价值

钱德洪等编刻《阳明先生诗录》存世仅见两本,均藏于日本,其中内阁文库藏本是初印本,残存三卷;九州大学藏本是后印本,且经过补刻,存四卷完帙。该书是王阳明诗歌的第一次系统性结集,上承诗文选本《居夷集》,下启诗文汇刊本《阳明先生文录》,最终被吸纳入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先生诗录》中诗歌的面貌,在后续承袭的过程中多被改动,如诗歌题目被更换、诗序和附注被刊落、诗歌文字出现错讹。当下各种整理本“王阳明全集”均未将《阳明先生诗录》作为校本,导致部分讹误世代相沿,影响了王阳明诗歌的整理质量和相关研究。《阳明先生诗录》对整理王阳明诗歌具有重要校勘价值。

地理空间视域下王禹偁贬谪诗的审美情感

王禹偁在商州、滁州、黄州时期的贬谪诗中描绘了不同的地理空间特征,这些地理空间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他诗歌创作的审美情感。政治失意和贬谪命运使王禹偁情感受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产生了特定的审美心理;贬谪地的地域风物和民情风俗给王禹偁带来了全新的感知和想象方式,并对其审美情感进行重构;贬谪文学的创作让王禹偁获得心理宣泄和心灵升华,这份超越性情感也使他个人的审美情感逐渐与中华民族审美理念融为一体。

船山诗词中的酒意象

全面研究船山诗词,可以发现其中有丰富的酒意象。船山诗词酒意象分为直接酒意象和间接酒意象。内容组合包括酒意象与自然意象组合、酒意象与人事意象组合。组合方式可以分为并列式组合、递进式组合、对比式组合。组合的语法结构包括动宾结构、偏正结构。酒意象的作用包括寄托情思、体现审美。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从艺术审美意识形态视角浅观王维的“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王维作品的鲜明艺术特征,绘画中的审美性随着王维开创的文人画之兴起而受到了重视。从艺术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展开了研究。艺术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审美性的意识形态,表现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抽象理性表达,从而带有功利目的;同时,艺术也有其特殊性,即对于现实的无功利性目的,具有形象性方式且表现主体情感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评王赵交恶与赵执信诗论及诗

《四库全书总目》对赵执信的批评集中于王(士禛)赵交恶、执信诗论与执信诗。《总目》认为,王赵交恶缘于执信请王士禛为其《观海集》作序而士禛屡失其期,流露出明显的扬王抑赵态度。《总目》指出执信诗论所自,肯定其诗学价值及揭出士禛诗歌弊病之举,但不满其以一己之说衡绳他人诗歌。《总目》充分肯定执信诗的成就,指出执信诗属“劖刻”一路。《总目》对赵执信的批评,代表了清代的官方态度与主流观点,影响深远。

论清代才女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编选中的多重才女观

明清才女的别集大多为男性亲属在她们身后编定,删改的现象非常普遍。以嘉道间著名女诗人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为例,在汪端去世次年道光十九年(1839)分别由夫家和母家刊刻了陈文述刻十卷本、钱塘汪氏振绮堂刻五卷本两个版本,内容相差巨大。十卷本完整收录汪端诗作,五卷本则大加删改。这两个版本塑造出汪端不同的才女形象,体现出编者陈文述、汪适孙基于不同立场的才女观。陈文述将个人情怀、自我认同寄托于才女和女性文本,汪适孙则强调才女及其作品的家族和地域认同。汪适孙在删选诗集时暗中淡化陈家痕迹,凸显汪家存在,可视为这两种才女观在女性别集编选这一场域的角力。

论王安石的晚年禅诗

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退隐钟山后,创作了大量禅诗。这些禅诗主要表现在以禅典入诗、以禅理入诗和以禅趣入诗三个方面。其中禅趣诗最能代表王安石禅诗的成就,具有取境小巧、造语精工,善用譬喻、问句及诗风清雅、诗味含蓄等独特艺术特色。

新发现湖北《茅田王氏宗谱》所存冯京等宋人佚诗文辑考

湖北通山茅田王氏系江西德安王韶第八子王定的后裔,新发现《茅田王氏宗谱》自宋淳熙戊戌年(1178)至民国辛巳年(1941)凡13次续修,完整连续,可信无疑。该谱所存冯京、王厚、王彦融等宋人诗文未被《全宋诗》《全宋文》所录,甚为珍贵,本文辑出且略加考证。

王梵志诗、寒山诗(附拾得诗)用韵比较研究

王梵志诗中出现了效摄和流摄、效摄和蟹摄、果摄和蟹摄、止摄和假摄通押等情况;-m尾向-n 的靠拢已经露出端倪,而寒山诗中则无此倾向;王梵志诗中江部与东钟部近而与阳唐部远。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论王阳明诗歌的心学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源于儒道释而又超越了儒道释,震古烁今,其诗歌尤其是理趣诗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清新自然,可谓思想与文学的完美结晶。

主体间性自洽认知模式——王维诗歌的多域概念整合分析

本文以王维诗歌为研究对象,提出诗歌解读的主体间性自洽认知模式即主洽模式。具体而言,本文从境、情、叙三个维度,在多域复合网络空间模型中追寻以读者认知主体为引领的读者主体、文本形象和作者主体三者之间的自洽衍推,即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角色转换和意象映射过程,探讨以读者为视角的王维诗歌多域概念整合和在线意义认知解读方式。该模式是主体自洽过程三机制"连接、冲洗和合流"的具体化运作,反映了诗歌语言、意象、思想之间的多域整合认知机制。

情感体验与字面经营——纳兰词与王次回诗

王次回在明清之际受到较大的关注,他的诗对纳兰性德很有影响,纳兰的不少词都是借鉴王氏的作品而写出来的。纳兰对王次回的学习,有时是直接的引用,有时则是经过精心的安排,有所转化,无论是字面还是命意,往往都有自己的追求。纳兰之所以如此明确地向王次回学习,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词和王次回的诗一样,都属于艳诗的传统,有着相似的情感指向,但纳兰用词体来写,仍然有着特定的文体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这位前辈的敬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代的特色,即借鉴前人作品而为当代文学,巧妙地把那些资源化为自己的声音,由此,也可以对人们探讨明清文学之间的传承接续关系,提供一点启发。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论汪启疆海洋诗的欲望想象

海洋作为特殊的生存环境,其不容忽视的特点之一就是与陆地的相对隔绝,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性爱施加的某种禁锢。在汪启疆的海洋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性爱意象,正是这种客观上的禁锢与压迫,使得这些性爱意象具有了某种情欲宣泄的作用,因而表现出生命的原始活力与反抗精神。在此语境下我们可以看到,汪启疆是如何在诗歌中运用神话故事、水、生物等意象完成对性爱的多方位表现。本文即以性爱意象为线索,对汪启疆的诗歌进行意象分析,尝试厘清性爱在其诗歌中由禁锢到宣泄的脉络,试图探索其诗歌在这一方面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