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一位基层盐官的仕宦经历——读《双松馆日记》

以光绪时期杭州文人王为桢所作《双松馆日记》考察其短暂的仕宦经历,勾勒晚清两广盐政基层官场的运作实态。《双松馆日记》现存第九、第十一本。从日记内容看,王为桢是光绪时期两广盐政东汇关的一名基层吏员。通过轮摇之例,王为桢补班潮州府海山隆澳场委员,留任两次,总计三年,之后再返东汇关。结合地方史志记载可知,光绪二十八年王为桢再补班潮州府东界场盐大使。《双松馆日记》详细记录了海山隆澳场的内部运作,是反映晚清广东盐场内部管理的珍贵史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王彝“文妖说”考论

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王维桢《存笥稿》的文献价值

明代文学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主义思想独树一帜,反对萎靡的士风与文风。王维桢被誉为李梦阳的"接续",文学主张与李梦阳同趣,集中体现在其代表性著述《存笥稿》中。梳理其版本流传及内容,在其与当时士人的书信中发现他经世致用的关学品格、"古体尊汉魏,近体宗盛唐"、文法司马迁、诗法杜甫的诗学复古主张。

日本藏王蒙《柳橋漁唱圖卷》題咏研究——楊維楨存世最早書迹的發現與鑒别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王蒙《柳橋漁唱圖卷》後有宇文公諒、楊維楨、韓性、王冕等八位元人題咏。王蒙畫僞,致使此卷長期被束之高閣,但卷後諸元人題咏均可驗證爲真迹。尤其是楊維楨、王冕《柳橋漁唱題咏》,無論内容、書風和鈐印皆無可懷疑,且都是他們存世最早書迹,意義重大。這卷墨迹的發現延長了楊、王二人的書風鏈條,顯示其早期書法面貌,證明了楊維楨書法也曾深受趙孟頫的影響。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