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以《牧誓》难题、文王舞阵之谜的破译为突破口,结合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有关成果,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论“七律”语的细致解读,澄清了“牧野阵法”、“文王舞阵”、《武》乐三者相互关联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意味;《武》乐之舞容、曲调也相应得到了具体落实。

浅论王力先生对《文始》的评价

王力先生对《文始》全面研究词源的首创之功进行肯定性评价的同时,又认为《文始》在“初文”方面犯了“拘牵形体”的原则,在声音方面将一些声音并不相近的词勉强系为同源,在意义方面将一些意义相差很远的词勉强加以牵合。重新学习和审视王力先生的这些评价,对词源研究和认识《文始》有重要意义。

古代典籍与仁人志士救荒思想研究述评

古代仁人志士的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救荒思想,《礼记》、《管子》、《救荒活民书》、《荒政辑要》、《康济录》等著述以及朱熹、王安石、林希元、包世臣、林则徐、左宗棠、陈炽、经元善及沈葆桢的著书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救荒思想,其均在当时荒政实践的基础上,对当时的荒政制度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其救荒思想。总之,中国救荒思想起源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根源于儒释道及仁政思想,救荒思想的根本是民本思想。

王昌龄《诗格》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可能经后人补辑,但基本内容是可靠的。其中有根据他为人讲作诗法时的纪闻辑录而成的语录体,也有有意著书而成的书面语体。一些内容作于为江宁丞时,但有些内容当作于贬龙标之后,包括语录体和书面体。以前我们只认为它作于贬江宁丞时,是不对的。王昌龄《诗格》的注文也可能为王昌龄自注。

新时代新生活的演绎——试析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

王汶石一贯以一种乐观昂扬的“带着微笑看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从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具有思想意义的东西 ,构筑耐人寻味的生动情节。《新结识的伙伴》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试论王质《诗总闻》的文学观

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诗经》研究专著《诗总闻》能用文学的眼光来关注《诗经》,从多方面对《诗经》的文学特质加以论述,展现了《诗经》清新明丽的文学世界。

《滹南遗老集·文辨》中的苏轼文艺批评论

针对金人于“苏学盛于北”的时代背景下推崇苏轼的情况,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中涉及苏轼批评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研究,发现共有二十七条相关内容,包含着王若虚对苏轼文体、文法、文风的辩护和对苏轼用字遣词、行文逻辑方面的指摘,还涉及王若虚对韩苏、欧苏等大家为文比较的看法和对苏轼文学观点的评价等,展现出王若虚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崇苏”的整体倾向。王若虚对苏轼散文的推崇和讨论,构成了苏学北渐中最为坚实的部分,在苏轼金代传播接受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王之绩著述补一则

清人王之绩,一生著述颇多,但传世作品仅《评注才子古文》与《铁立文起》,其他文章零星见于其友人文集,李世熊所撰《寒支二集》序即为王之绩所作。该序不仅可补王之绩部分生平事迹,亦可窥其文论思想及心态,是研究王之绩的重要文献之一。

王昌龄与《文选》关系初探--以《吟窗杂录》本《诗格》为视角

王昌龄与《文选》的关系,历来研究不多。《吟窗杂录》本《诗格》与《文选》的关系,学人更未加意,这与学界对其真伪混杂的定性有关。考察王昌龄诗歌创作对《诗格》引诗的接受情况,可以作为《诗格》真伪考证的一个新方法。该本《诗格》引诗几乎都见于《文选》,足证《文选》是王昌龄撰写《诗格》时的主要参考书;《文选》与《诗格》选录(引用)不同时代诗作数量和代表诗人的一致说明王昌龄与萧统的诗歌史观相似;《诗格》引诗在《文选》诗中的分布显示出王昌龄与萧统诗歌审美的契合。《诗格》论诗语则反映出王昌龄与萧统文学观及文学思想的契合,这也是王昌龄重视《文选》的重要原因。

新发现王闿运佚诗材料考释

王闿运为清末民初诗文名家,其诗文作品多收入《湘绮楼诗文集》中。新发现的一则材料可为《湘绮楼诗文集》补充佚诗二首,补正数首诗歌的诗题之误,并为研究王闿运诗文流传情况提供新的线索。考释这则材料,还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关注与王闿运晚年关系密切的谭启瑞。此外,关于王闿运对慈禧的态度,已往学界争议不小,这则佚诗材料有助于澄清其中的一些误解。

王质“自成一家”的《诗序》观

王质是宋代“废序言诗”的代表学者,但实际上,他的《诗序》观较为复杂,除了有对《诗序》的否定,还兼有认同、存疑,甚至是曲解附会。相比于汉代的《诗序》和时人的《诗》学思想,王质对诗文的理解与阐释,体现了其《诗》学思想上的三个特点。一是经学为本,深入发展儒家德礼学说;二是借《诗》言志,彰显忠君爱国之心;三是“因情求意”,展现人文关怀的温度。这其中一些观点更是具有着超时代的意义,因此,他无愧于“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的称誉。

普通形式逻辑范式下荀子逻辑思想的研究及启示——以胡适、汪奠基、温公颐为例

关于对荀子逻辑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汪奠基、温公颐等学者从普通形式逻辑的范式出发,积极探索挖掘并不断发展完善了荀子逻辑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研究至今对当代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仍有诸多意义与启示,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开展并深化中国逻辑史的多元研究、推动中国逻辑史现代性转化进程、完善和丰富中国逻辑史的理论内涵。

考《王荆文公诗李壁注》误收他人诗三首

宋代以后的学者曾对王安石的诗歌做过不少补遗工作,其中以李壁的搜集为最多。一般认为,比起《临川先生文集》来,李壁搜集到的王安石诗歌要多出七十二首,这自然是件好事情。但实际上其中有一些是误收的,我们应该谨慎对待之。除了学术界已经公认的若干首之外,文中以《全宋诗》为依据,又新发现此书误收有其他三人的诗歌各一首。被误收的三人是:梅尧臣,赵湘,欧阳修。

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

宋人经学新说,多自刘敞《公是匕经小传》开始,王质的《诗总闻》有推波助澜之功。王质对陶潜式隐逸生活的向往,有时影响到对经典的解读。王质《诗总闻》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他的论说是“以意细推”,细推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是将《诗经》“降格”、纳入历史中,以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建立联系,二是以当时的风俗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诗经》,以显示古今虽隔而人情不远。

王运熙的《文选》研究

在《文选》受到冷落的特殊年代,王运熙先生的《文选》研究提高了《文选》的地位;对于《文选》成书研究,他与杨明实际上推翻了长期为现代《文选》学研究所信奉的"窦常说",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文选》与《诗品》关系的研究,通过排列三书所列作品的一致性来首肯《文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诸书与《文选》关系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词学辨体与审美的风向标——评王世贞“南唐二主为正始,温韦为变体”的论断及影响

词体正变观以崇尚正源为理论核心,故最重视堪称词体源始的唐末五代词,尤其是其中开启《花间》词风的温庭筠词与引领南唐词风的李煜词。而明代王世贞率先提出的南唐二主词为正始,温、韦词为变体的论断,因涉及了词体起源、正变、审美等词学热点,在明清词论中备受关注及论争,从而客观反映出诸家词体观的特色及时代审美的转向,也使得词体特征及价值、词统源流、词家特色等重要词学问题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