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季本的《大学私存》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国医大师王晞星基于阴火理论辨治癌性发热经验

癌性发热是恶性肿瘤在发病过程中出现的与肿瘤直接相关或因肿瘤治疗而引起的非感染性发热。国医大师王晞星教授从“阴火理论”出发,认为脾胃气虚、阴火上冲为癌性发热之关键病机,病变脏腑涉及肝、脾、肾三脏,当以甘温益气、健脾升阳、清泻阴火为首要治则;同时应重视“土木关系”,通过养血解郁、疏肝散火之法以调和肝脾;并通过滋阴清热、引火归元之法阻断阴火的传变。王晞星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在补中益气汤基础上化裁创制补中调肝汤(药物组成包括黄芪、党参、白术、升麻、柴胡、当归、白芍、麦冬、五味子、陈皮、蜈蚣、石见穿、八月札、炙甘草等),通过益中气、补肝血、调肝气、消癥散结,以调和人体寒热阴阳,可有效改善肿瘤患者癌性发热症状。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清代西域戍员王大枢《西征录》的地理与身份交互书写

清乾嘉时期,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嘉庆四年(1799),谪戍伊犁十一年,所著《西征录》诗文之戍途地理景观中渗透其戍员身份书写,以婉转附物之笔法抒发戍员情志,在摹写自然与人文地理书写中记录其赴戍过程的身份历变;以转换身份视角参引物序之笔法关照戍途地理景观,在异乡怅悒与卧游破腐身份书写中展现其漫漫戍途所历之丰富地理景观,循此可寻绎清代西域戍员诗文中对戍途地理景观与身份历变间的交互书写理路。

以“大人之学”分判朱王之学

朱子、阳明注解《大学》虽由“大人之学”而起,但二者却存在分歧。从“大人”的内涵看,朱子认为是“正己而物正者”;阳明认为是“天地万物一体者”。从“大学之教”看,朱子强调“格物穷理”,教以学者“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阳明强调“致良知”,期以人人自识“一体之仁”达到“万物一体”。从“大学之道”看,朱子以“次第”工夫追求“国家化民成俗,学者修己治人”;阳明以“立根”工夫追求“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事实上,朱子、阳明的“大人之学”存在共通:两者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本立场,顺着“大人”—“大学之教”—“大学之道”这一治学路线而发挥。

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体用之间:朱熹与王阳明哲学的比较

传统学术界将理学分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两个阵营,理学与心学皆秉承了传统儒学的仁学观念。仁即生生不息、大化流行,仁即仁爱,属于道德的行为。作为道德行为的仁内含理,仁的行为依据于理。行为是用,故理在用中。用之体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性体。性体即性。理在人、物身上便为性。理在用中,性在体中。朱熹偏重于从用中寻理,王阳明偏重于以良知即性为本。从体用区别的角度来看,朱熹重用,阳明重体;从体用不二的角度来看,二者所说的内容几乎相同。因此,朱熹哲学与王阳明哲学差别不大。

焦秉贞《怡园图》与王熙怡园

【目的】王熙怡园经由叠山名家张然改筑,成为清初北京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焦秉贞《怡园图》所绘是否为王熙怡园,学界迄无定论。在得到是或否的答案之前,怡园研究既不能贸然使用,也不能断然舍弃该图提供的任何信息,因此需要加以辨明。【方法】首先,运用史源学方法,从相关史料中找寻图作者焦秉贞和图诗作者黄元治与园主王熙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其次,采用文献互证方法,将《怡园图》所绘景物与其他文献记载进行参互比较,探究其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结果】经过史料考证和景物比对,可以认定焦秉贞《怡园图》所绘确为王熙怡园。【结论】在怡园实体不可避免地化为历史尘烟后,保存在《怡园图》中的景物信息,对于还原其历史原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阳明快乐情感的减法智慧--从“说”“乐”“不愠”说起

阳明与程朱理学家对“说”“乐”“不愠”等快乐情感的理解和阐释,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方法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朱熹等理学家运用的是从无至有、沿前往后、由易到难的加法,这种方法体现出有得与未得的结果及相应的乐与不乐的情感。但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良知不滞于亦不外于七情,本体之乐不同于亦不外于七情之乐。故而在阳明看来,“只求日减,不求日增”的情感减法才是简易透彻、轻快脱洒的致知之功。这一方法显现着良知内向觉醒与外向去蔽的相统一,从而袒露了本体之乐的智慧。

西王母神话在旅游语境中的转化——以天山天池景区为例

西王母神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新疆天池景区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在文旅景区的打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以联结现实景观与神话传说。景区通过景观叙事、全域旅游文化建设、导游词中引用神话3种方式对神话进行重述,呈现了西王母神话的流传形态及现代展演状况。研究通过梳理、归纳西王母神话中西王母的形象特征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分析阜康天池风景区中以西王母为文化符号进行的景观再造和文化重构现象,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阳明学派对小人是否有良知的讨论——以《大学·诚意》“小人闲居为不善”的解读为中心

朱熹《大学章句》解“诚意”章,认为小人并非不知是非善恶,但不能“诚其意”,朱熹晚年认为,小人不能“诚其意”,是“知不至”,对小人知是非善恶又予以较多否定。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从心之本体上讲知善知恶的良知,并认为小人亦有良知,但同时又认为小人不可能“致良知”“诚其意”,因而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结果是“虽曰知之,犹不知也”,实际上又否定小人之有良知。阳明后学对小人是否有良知的问题有所讨论,虽观点不一,但都强调“诚其意”。由此亦可看出阳明学派对于小人是否有良知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论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

19世纪上半叶日本最重要的儒者佐藤一斋,其《传习录栏外书》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的阅读笔记,其中观点反映了他对阳明心学的深刻理解。佐藤一斋肯定良知真实地创生万物的思想,认为集义等工夫都可以被致良知工夫统摄。佐藤一斋的思想融会朱子学与阳明学,这是其思想的显著特色,但也招致“阳朱阴王”的批评。佐藤一斋强调朱子学与阳明学只是侧重方面不同,将二者对立,甚至如王畿一样忽视具体工夫。在工夫本体、知行合一等方面,佐藤一斋都提出独具特色的心学观点,值得重视。

“别样的抒情”:论王西彦《村野恋人》的乡土书写

“抒情”是近年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议题,厘清“抒情”话语建构的过程及其内涵,将之视为一种新的方法、视角来切入20世纪40年代王西彦创作的乡土小说《村野恋人》,重新打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忽略的、与众不同的抒情声音。追溯其独特的文学源头,既有鲁迅式的忧患意识,又深受沈从文呼唤人性和诗的抒情观念影响。《村野恋人》用坚韧的人性和执着的追求来反抗历史暴力,承载着作家的理想。在继承京派抒情化乡土小说风格的基础上,王西彦结合自身的乡村体验有所变化,使得他的乡土书写呈现出别样的抒情风貌。

《传习录》形成过程再研究

嘉靖时期阳明文献诸版本字体为宋体或仿宋字体,万历诸本字体为粗大楷体,而隆庆六年(1572年)《王文成公全书》字体为宋体向粗大楷体字体的过渡形态。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隆贵州重刊《阳明先生文录三卷》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广德本,而岑庄等人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四卷》再次确保复原广德本的精确性。对于阳明《传习录》文献的刊刻,庚戌这一年(1550年),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转局之年。通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孤本孙应奎嘉靖三十年(1551年)湖南刻本,再加上嘉兴图书馆藏《传习录》残本与台湾地区图书馆藏《传习录》下卷残本,我们可以复原南大吉原刻本的具体篇目和内容,破解了约五百年来对南大吉书信部分目录的未解之谜。南大吉书信部分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刻本并未刊刻阳明与欧阳德、聂豹二人书信。阳明文录诸版本并未因当时《传习录》广泛流通而失收其论学书信,均在正录、外集中保留相关文献。

行可兼知——论船山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

船山的知行观在明清诸儒中别树一帜。船山根据“圣人之道”的标准,重点批判了朱子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知行相离”观点和阳明及其后学在知行观上的“销行以归知”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行可兼知”说。“行可兼知”包括“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三个方面,以“行”统摄“知”的结构区别于朱子、阳明以“知”统摄“行”的结构。船山认为,以“行”为中心,“知”“行”才可并进,这既避免了朱子知行观容易陷溺于知识的探求而遮蔽道德主体的困境,也避免了阳明知行观模糊“知”“行”界限而陷溺于道德内省的弊端。船山“行可兼知”的知行观是对朱子、阳明知行观的超越,反映了船山的“实理”思想,带有明显的重整社会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现实诉求。

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新形势所提出的新型价值观、政治观、自然观。这一学说既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也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智慧。阳明学派以“良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为人类为何要构建共同体寻求答案。此外,阳明学派也期望经由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路径实现共同体之理想。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阳明学派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与拓展。对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分析,有助于科学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