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叶”意涵辨析及其与金陵之关系

《桃叶歌》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的爱情歌谣,描绘了主人公的爱情细节,折射出东晋士族婚姻形态。金陵南浦渡因其为《桃叶歌》故事的发生地而得名“桃叶渡”,后世文人多以“桃叶”代称“桃叶渡”,这又为“桃叶”增添了离别相思的意蕴。陈隋之际,《桃叶歌》曾被时人作为陈亡的谶语,此后以“桃叶山”等金陵地标怀古伤今、感慨兴亡的作品亦以“桃叶”代指其名。从王献之与桃叶的才子佳人爱情,到“桃叶渡”的离愁别绪,再到“桃叶山”的感慨兴亡,三种情感之所以能够被统合于“桃叶”一词下,其原因即在于它们均与金陵地区有直接关系。“桃叶”之典由于其意涵的丰富而见于各类文体之中,其故址作为金陵文化的一部分得以留存至今。

从鉴藏视角看王献之《保母志》之伪

宋元以降,被传为王献之书刻的《保母志》成为鉴藏热点之一,前后共历三次鉴藏热潮,题跋真迹至今犹存。大多古人对此志为"真迹"信而不疑,尤其是南宋姜夔题跋的"七辨",对后代影响甚巨。不过,如果考虑到书写者的身份阶层以及该志作伪的素材来源等细节,则可发现姜氏"七辨"的问题所在,进而说明《保母志》的伪托。

米芾“集古字”与“二王”摹本的关系及意义

虽然米芾在"集古字"的过程中转益多师,但总的来说,米芾"集古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32岁之前是"广泛集古"阶段,其后进入"定向集古"阶段,并开辟了一种新的"临古—集古—通变"的学习方式,即"以我为主学古人"。米芾"集古字"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是集"字",其二是集"方法",其三是集"文化"。而"定向集古"阶段的主要取法对象是"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在此过程中,米芾"集古字"不仅促进了"二王"法帖的鉴藏、摹刻与传播,也保证了"二王"法脉的传承,对其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王杂帖的语气词“也”

"也"是古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语气词之一。《汉语大词典》认为"也"表疑问时与表反诘、祈使一样,需有相关词语连用,今从二王杂帖来看,并非如此。

为赋新愁写洛神——论王献之对《洛神赋》的接受

东晋王献之雅好曹植的《洛神赋》,一生中曾书写过数十次。王献之的"洛神"情结,与王献之的道教信仰、婚姻生活及魏晋的审美风尚有关。王献之笃信道教,有出尘之思,《洛神赋》所描绘的神仙世界合乎他的审美期待;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与《洛神赋》所述爱情悲剧非常相似,王献之书写《洛神赋》,似为宣泄悲情;此外,《洛神赋》的"悲"、"美"风格,乃魏晋文艺的主调,王献之喜好《洛神赋》,当受时风影响。

王献之、王羲之子不避父名渊源考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名中都有“之”字,有悖中国传统的避讳文化,这一现象当源于汉藏语系的父子连名制。父子连名制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还有反映,20世纪40年代大西南的藏缅语族中仍有这种习俗。晋室南渡时位于江南的亦属汉藏语系的部族应当也有这一习俗,晋室大族就受到了他们的这种影响。

赵孟頫、沈尹默比较三题

赵孟頫、沈尹默同属湖州籍,都以借古开今为变革手段,矢志不渝地推行传统二王书法,两人的书坛背景、文化底蕴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分时风变革、书学渊源、书坛影响三个专题对赵孟、沈尹默作了深入的比较。

邢侗的书法实践对当今书坛的意义

位列"晚明四家"之首的邢侗,在明清之际尚"奇"的审美风潮下,始终坚持传统,将二王奉为圭臬,积极刊刻《来禽馆帖》,其自身的书法实践也心摹手追,不离二王谱系,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书都立足于传统,扎根在魏晋隋唐的肥沃土壤之中,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分析其书体,有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其书学思想和实践,为当代书法创作和研究者提供借鉴,同时也张扬一种始终不渝、坚守传统的精神。

试论王献之的书学审美追求

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众所周知,而他的书法思想却很少有人提及。他并没有完整的书论传世,但根据他现存的零散言论、书法实践以及人们的传述、评论等相关资料,可以明了他的审美追求,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求新求变,不仅力变古人之法,而且不断超越自己;求便求畅,努力追求最能表现自我,最便捷最流畅地抒写心灵之法;求秀求媚,努力创造与江南地理文化更相一致的书法风格;求一意贯之的创作境界,追求创作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他的审美追求不仅体现了东晋中期社会风貌、书法审美趋向的转变,而且也是深入理解"二王"异同等问题的关键。

从王献之三帖看《馀清斋法帖》的书法史料价值

《馀清斋法帖》是明刻丛帖中极为出色的一套。由于成帖时间较早,所以保存了相当部分的原始资料。本文试根据帖中所辑刻的王献之三帖,讨论《馀清斋法帖》的书法史料价值。

从王献之声高宋齐到王羲之复盛梁陈——南朝主流书风的转变

虽然以"二王妙迹"为指归成为南朝流风,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各自所引领的书风在南朝的影响力又有着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即从"王献之声高宋齐"到"王羲之复盛梁陈",走上了一条从妍到质的回归之路。

论王羲之父子“内擫外拓”笔法与天道观关系

在中国书法文化史上,王羲之、王献之既是影响一时的天师道道教徒,又是显赫千秋的书法家。后人用“内擫外拓”区分二王用笔特征,其实,这是一个用笔体系,不可分割。大王侧重内擫,兼用外拓,小王侧重外拓,兼用内擫。然而,对这一笔法的研究,至今没有深入到位。文章运用中国哲学“体用”论分析这一笔法所蕴含的天道双螺旋结构,揭示二王作为天师道教徒,在其书法创作寄托了天道精神,所谓“书以载道”也。

康熙对古代书家的学习及其宗王喜董的书法观

康熙对古代书家作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学习取法。《石渠宝笈》中著录了康熙临摹二王以降包括智永、褚遂良、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书迹169件,其中临摹董其昌的作品最多,有63件。从这些作品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晚年,对古代书家作品的学习都不曾间断。《石渠宝笈》和《佩文斋书画谱》著录了较多康熙对古代书迹的题跋。通过对这些题跋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康熙推重晋人书法,以二王作为评价包括董其昌在内的书家水平高下的标准,宗王喜董成为康熙重要的书法观念。同时,其在题跋中也表达了学书是为政余暇之事、书家当重人品修养的主张。康熙宗王喜董书法观念的形成,有书法发展时代背景和自身喜好的因素,也有政治因素。

沈曾植眼里的二王--从海日楼藏《兰亭序》《圣教序》与法帖探沈氏书学观点

浙江省博物馆藏沈曾植捐赠《兰亭序》拓本有40余种之多,通过整理识读这些拓本册页中的题跋批校,可以看出沈曾植的日常书写与艺术表现之间,既有不疾不徐的工整与翻覆跌宕的潇洒之差别,又有学理与实践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本文遴选了11种《兰亭序》、2种《圣教序》和5种刻帖,通过沈氏的只字片语,并结合对应校参,补充了许全貹、柳岳梅整理的《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和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来探寻他的点滴书学思想。沈曾植的以学养书,开拓了乾嘉以来学人书法的格局,也正是他在实践中的诉求,促使他用自己的眼光和审美导向选择青睐的碑版刻帖,并不一定严格按照版本学上的优次排序,甚至在鉴定上并无太多见解,但却能用帖与帖之间的比较和溯源作为他独有的方法来认识各类书体间的流变,进而用书法的风格断代作为他目鉴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