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是彩笺西蜀来——敦煌写本S.3753和P.4642的书法及来源地考察

敦煌及西域所出纸质文献中,屡有发现临摹或抄写王羲之法帖的残片,说明李唐以来王羲之书法对整个书写文化的深刻影响。敦煌石室所出S.3753和P.4642两件写本,所用都是彩色花笺,内容是王羲之写给当时益州刺史周抚的私人信件,而在书法史上则是赫赫有名的《十七帖》中的《瞻近》《龙保》《旃罽胡桃》诸帖,临写逼真,形神兼备,具有极高的文物、文献、艺术价值。《十七帖》最早保存并流传于成都地区,而成都地区的造纸业素来发达,尤以"薛涛笺"久负盛名。自汉唐以来,成都与敦煌之间的交通往来不曾中断。通过对以上史实的梳理,认为敦煌所出S.3753和P.4642写本,极有可能源自成都,最后流落于敦煌。

从王羲之到徐渭:越文化变革影响下的绍兴书法高峰

越文化具有原始的刚野性和谋变创新的基因,其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呈持续和稳定的创新变革现象,这种现象既具量的丰富,又有质的飞跃,其中两座高峰即是王羲之和徐渭代表的两次重大书法变革尤为突出。王羲之和徐渭的书法变革,以自然观的书法审美为宗,并分别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王羲之将书法的“尚象”审美推进到了“意象”层面,完成了文人书法的表达;徐渭又将之推进到“崇真”层面,开创了纯艺术书法的表现。越文化的突进和变革,带动了哲学思想之转变,王羲之和徐渭的书法变革,对应越地的“玄学”流行和“阳明心学”的兴盛。

中国大陆《兰亭序》真伪论辨回顾

《兰亭序》传为王羲之的千古书法名作。宋人开始对传世《兰亭序》是否为右军所作表示怀疑 ,但因缺乏出土文物的印证而不得深入。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 ,学者对此进行考证 ,主要立场是否定此帖为王羲之所作。 2 0世纪 60年代 ,南京近郊出土的东晋墓志为《兰亭序》真伪之辨提供新线索 ,中国大陆学界开始进行比较严肃的学术争论 ,史称“兰亭论辨”。这场论辨继承了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想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 ,围绕隶书笔意、文字出入、文章风格、智永依托《兰亭序》等焦点问题 ,取得突破性进展。 2 0世纪 80年代的论辨呈现出一种维护传统、驳论否定论者的走向 ,学者们不仅考证兰亭真伪 ,而且把反思的视角投向前期论辨 ,使学术研究趋于客观冷静的分析。 2 0世纪 90年代后期 ,新出土的《高崧墓志》为全面认识六朝书法提供实物资料 ,“《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兰亭现象作了综合探讨 ,真伪之辨日益深入。《兰亭序》真伪是关系到书法史、汉字发展史的问题 ,意义重大。围绕此帖展开的真伪论辨涉及了社会科学学术探讨的种种层域 ,对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进行新的探讨 ,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和独立的学术品格。

王铎(1593-1652)与集王字碑

自唐高宗朝僧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成后,集王成为一时风气,影响波及北宋,后渐趋式微。明末清初金石学振起,古代集王字碑的发现、著录与评价是其内容之一。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北方地区的一些碑志中出现集王风气的复兴。王铎就是其间一位关键人物,除了他本人书碑常准绳于古代集王字碑之外,亦影响了身边一些友人,他甚至还为友人介绍刻工。王铎参与集王字碑的兴趣,与其《圣教序》研究者的角色、尊崇二王的书学取径以及较量前贤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五斗米道”——中古士人道教信仰形态之一探

王羲之是魏晋时期道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之一,书帖是研究王羲之信仰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一般而言,学界都接受"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的说法。然而,如果细究王羲之书帖中所见的道教信仰形态,章仪、服食与养生,可知其与五斗米道的关联仍是模糊的。因此,可以围绕王羲之的书帖,在深入分析书帖内容基础上,尝试将书帖与道教经典文献对参,重述书帖中所见的王氏的道教信仰与实践,依此说明:王羲之在信仰实践中使用的章仪继承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首过疗疾的观念,但在形式上是否属于"张氏五斗米道"仍存疑;王羲之的信仰实践不能脱离两晋之际士族的信仰"常态",并不能将他的信仰简单归结为"张氏五斗米道"或"天师道"。

王羲之书法与汉字书写科学

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使汉字通过毛笔书写走上了今体书写科学的高峰。王羲之不仅是汉字书写的领军人物,更是用笔科学的典范。他走过的书写发展道路,是汉字今体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古汉语视野下的日藏王羲之《大报帖》

日本新见王羲之的《大报帖》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文章将《大报帖》置于中古汉语的视野下,探讨其释文、文意以及与《妹至帖》的关系,重新审视当前的研究。

二王杂帖的语气词“也”

"也"是古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语气词之一。《汉语大词典》认为"也"表疑问时与表反诘、祈使一样,需有相关词语连用,今从二王杂帖来看,并非如此。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赵孟頫、沈尹默比较三题

赵孟頫、沈尹默同属湖州籍,都以借古开今为变革手段,矢志不渝地推行传统二王书法,两人的书坛背景、文化底蕴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分时风变革、书学渊源、书坛影响三个专题对赵孟、沈尹默作了深入的比较。

沈尹默书法的民国新异之色

民国书法的主流是以碑为本,兼采法帖和墨迹。而沈尹默的书法由帖转碑,又由碑转帖,主要取法于法帖和墨迹,追求二王的审美趣味,具有显著的书风倾向,并以此来兼融北碑,形成了气韵沉酣、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沈尹默顺应了书法发展的客观要求,使他的书法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表现出了民国书法的新面貌、新气象,成为民国书法的杰出代表人物。

邢侗的书法实践对当今书坛的意义

位列"晚明四家"之首的邢侗,在明清之际尚"奇"的审美风潮下,始终坚持传统,将二王奉为圭臬,积极刊刻《来禽馆帖》,其自身的书法实践也心摹手追,不离二王谱系,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书都立足于传统,扎根在魏晋隋唐的肥沃土壤之中,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分析其书体,有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其书学思想和实践,为当代书法创作和研究者提供借鉴,同时也张扬一种始终不渝、坚守传统的精神。

《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

魏晋第一大族琅邪王氏除了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特权外,还通过主导文化来发挥其影响力。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经常参与或组织的上巳文人雅会,在士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的家族文化背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既与魏晋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有关,也与琅邪王氏家族的衰落和王羲之坎坷的仕途经历有关。

论八大山人对晋、唐“王羲之”的追寻

本文首先揭示了一个现象:八大山人临帖临得最多的,就是王羲之的那篇“天下第一行书”,但他对王羲之的这篇作品从来不叫《兰亭序》,而一律叫《临河叙》。接着,文章揭示了原因:《兰亭序》是唐人的叫法,《临河叙》则是晋人的叫法。八大山人认为流传于世的《兰亭序》的各个书法版本都掺入了唐代的笔法,所以,他把王羲之的这幅作品叫作《临河叙》,就表明他要超越唐风,去追寻晋代气韵的态度。最后,文章揭示八大山人《临河叙》的临帖方法,并不在笔画字形的描摹,而在于笔意字韵的追寻,在于对晋人书法意境的体会,对晋人风格的把握。这也是八大山人继承传统、超越传统的一贯做法。

王羲之书法地理空间解读

书法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了书法,书法的发展也反哺于特定地理环境下的书法文化,两者互动共生。沂蒙地理环境、江南地理环境促进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发展、成熟,同时,王羲之书法也促进了这两地书法的繁荣。从横向的、空间的、地理的维度去研讨王羲之书法,既为传统的书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书法家、书法爱好者恢复对自然的记忆,从而有助于重建书法与自然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兰亭序》书法的传承与艺术旨向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兰亭序》作为行书艺术的重镇,其优美的内容、多姿的形质与丰富的艺术内涵,在历代"王书热""兰亭热"中无不深深地打动每一位欣赏者的心。探析《兰亭序》书法艺术,必须着眼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兰亭序》书法的传承、学习状态,才能把握其学术和艺术高度。

王羲之书法与汉字书写科学

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使汉字通过毛笔书写走上了今体书写科学的巅峰。王羲之不仅是汉字书写的领军人物,更是用笔科学的典范。他走过的书写发展道路,是汉字今体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当代王羲之研究的失误

长期争执于王羲之书法地位与复杂纷乱的两晋人物关系,以及《兰亭序》文的真实性,是当代王羲之书法研究的主要失误。而王羲之今体书写贡献的科学依据,王羲之追求书法创新的书家形象,才是指导我们实践和创新的关键。只有从我们与历'史书家的治学差距中找原因,才能弥补失误,使当代书法实现创新。

王羲之行书刍议

中国书法史上 ,行书是应用最广泛 ,最具艺术表现力的字体。王羲之在行书以至在书法文化方面的成就与影响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 ,学习、认知和解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 ,是当前西风东渐大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