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Xuan, One of China's Pio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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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三玄”中的“象”与“象罔”语义探赜

魏晋时期始称《老》《庄》《周易》为“三玄”,“三玄”作为中国早期哲学典籍,是溯源“象”与“象罔”语义的重要文本依据。“象”与“象罔”的语义及其衍变路径,蕴含在概念发生的语境之中,并在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中呈现出来。概言之,“象”的语义在由上而下、道生万物的化生哲学中生成,“兆见曰象”,指事物从无形到有形的中间状态。“象罔”的语义在由下而上的认知过程中生成,本质上是一种以物观物、超象显现的审美方法。“象”源于对“道”的形而上想象,“象罔”是对形而下世界的审美超越,立象尽意是礼乐教化再造人文空间的具体手段,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象性时空,并形成了“象”作为哲学、艺术与审美概念,乃至思维方式的多层语义结构。溯源“象”与“象罔”的语义及其衍变路径,能够为当代意象批评提供理论参照,呈现概念对中国美学独特性的深远影响。

“右文说”在北宋产生的学术背景

“右文说”在北宋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既有徐铉校订《说文》时的右文表义的字形分析,也有王安石《字说》对含有一组右文汉字右文表义的阐释,还有陆佃《埤雅》运用右文于名物训诂的实践。徐铉、王安石、陆佃的论述都为理解王子韶提出“右文说”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背景。

人物评价认知背后的亲缘派系网络小议

从文本解读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其局限在于文本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语境,因为亲缘派系网络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如《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对李鸿章在对日主和、联俄两大问题上的认同,并不能使我们得出孙乃主和人物。当然,历史是复杂的,亲缘派系网络亦并非可以套用解释所有问题,这可以从孙宝瑄与陈璧的矛盾关系等例子中看出。

王选的技术创新思想研究

王选院士不仅做出在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创新实践工作,而且还对技术创新实践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依托已有的技术创新理论成果,通过对比研究,从哲学角度试图构建出以创造观为核心,以跨越观、人才观、市场观为具体内容的王选的技术创新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对于我国深入、持续地开展技术创新和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玄策使印与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

印度幻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很早就开始传入中国。秦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和佛教的东传,印度幻术就已经来到中夏。唐代是中西交通空前畅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异常繁荣的重要时期,唐初敕使王玄策数度使印,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印度道",成为开通该道的先驱。他在印度不但受到西国(婆栗阇国)的热情接待,观赏了精彩的天竺幻术,而且还促进了印度幻术在唐朝的传播。就在他使印之后不久,天竺幻术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大举传入内地,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幻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天竺幻术在传入唐朝以后,经过艺术家们的照搬、吸收和改造,又加入了中国本民族的艺术特色,然后东传朝鲜、日本等国,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选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创新模式

北京大学王选院士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带领科研团队研制的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技术革命。王选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在教学科研和产学研结合的实践中,积极探索,甘为人梯,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本文从识才、育才、用才、惜才等方面,系统研究和总结了王选的师德风范、教育思想和生动实践,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具有切实可行的示范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为探讨《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通过深入解析相关文献,并联系道教实践,发现《庄子》"齐"与"忘"的思想对道教重玄学义理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庄子》"缘督以为经"、"守一"、"养神"、"吹呴呼吸"、"熊经鸟申"的养生思想构成道教炼养术的重要来源;同时《庄子》的神鬼思想也为道教所吸收,对道教神灵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庄子》思想是道教的理论源头,反映了道家与道教的深层关联。

元代王沂首任宣文阁鉴书博士考

元代宣文阁共有多位鉴书博士,但王沂却鲜有人关注,其名往往被同为鉴书博士的周伯琦所掩。本文通过钩稽史料,证实王沂不仅是一位精于书画鉴赏的鉴书博士,而且早于周伯琦首任于宣文阁。

浅析王阳明致良知与薛瑄复性说的关联

薛瑄与王阳明分别是明代朱、陆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不同是明显的。元明之际,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时期,薛瑄的复性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学术的沉淀与变迁。以前我们过多关注二人的不同,不免忽视了他们的相似性。具体而言,薛瑄与王阳明学说的相似之处主要是:都有各自的为学宗旨,都强调其宗旨是自然使然,都重视实践,都有自己的成圣途径等。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太玄》是一部“谤书”——“刺莽说”新证

宋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刺莽说,认为《太玄》是一部讥刺新莽的著作。但这些学者的方法,都是从《太玄》中找出只言片语,比附西汉末年的事实以成其说。对于其论据何以成立,缺乏进一步论证,其主张遂多不能成立。本文结合西汉末年盛行的五德终始之说,以《太玄》传文为根据,认为《太玄》确实是刺莽之作,刺莽说的成立,在《太玄》中可以找到内证,并结合《剧秦美新》、《解嘲》、《法言》等文章,对此加以补充。

《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

郑玄、王肃《礼记注》比较研究

郑玄、王肃《礼记注》(以下分别简称郑注、王注)是《礼记》学两部重要的注释著作。比较郑注、王注,二人既在文本、句读、释义等方面存在歧异,亦有相同、相近之处。王注既有径引郑注以证成己说之处,也有比郑注因仅增减若干无实际语义的词语而造成貌似立异,语义实同之处。郑玄、王肃对《礼记》若干名物、制度,尤其是存在因果逻辑关系的名物、制度的注释,存在因异而果同的现象,可谓异同并存。王注之所以多与郑注立异,不单纯是王肃出于争强好胜、与郑玄争夺经学领袖地位心理所致,亦是经学诠释本身内在需求、社会的变动、经文歧异模糊、郑注错误或不当,及郑、王《礼记》文本、句读歧异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大礼议视野下的孔子祀典改革

"大礼议"是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政治的重大事件。不能充分认识其对嘉靖政治的全面影响,就不可能真正认清嘉靖朝的历史变革。礼制改革是嘉靖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嘉靖革新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对以去"王"化为核心的孔子祀典更定是重要的革新举措,影响深远。"大礼议"是孔子祀典改革的政治前提,只有正视"大礼议"的积极意义,才能全面理解嘉靖时期孔子祀典改革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正当性。

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

曲阜孔庙有两通元碑,一通刻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另一通刻加封孔子的圣旨以及致祭孔子、颜子、孟子的祝文三首。鉴于目前学术界的释文存在一定不足,有必要重新释读这两通碑文;并借此重订,进一步了解元代尊孔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意义。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三国志》所述汉魏经学考

陈寿《三国志》是研究汉魏经学的重要文献。汉末今古文之争不止,但陈寿已极少提及当时仍有影响的今文十四博士。今古文之争造成经学内部分裂,而郑氏学与荆州古学的崛起在局部实现了经学的统一。因此,三国经学的主流也由东汉今古文之争演化为兼融今古的郑氏学与荆州古学之争,而郑玄后学与王肃的论战深化了这种竞争关系。在官学层面,陈寿更重视王肃父子在曹魏官学的地位,对郑氏学立于魏初则含混其辞,这一叙述或与晋初王学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