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双师型”教师自主发展路径探索——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启示

教育家精神是引领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崇高精神内核,是职业教育培养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关键。“双师型”教师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以及“双师型”教师自主专业发展中的“教师主体性”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运用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当前“双师型”教师自我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专业信念缺失、主体动力不足、学用知行脱节、反省反思不足、教学智慧缺乏等问题进行归因;在王阳明思想中“为己-克己-成己”的个人成长进路的启示下,探索出“双师型”教师“志业-敬业-乐业”的自我专业发展进路,形成以“立志为先”铸就信念之魂、以“心之本体”激活主体动力、以“知行一体”提升理实结合能力、以“省察克治”践行自我革命精神、以“事上磨练”促进职教智慧生成、以“万物一体”心境引领职教发展,完成教育家型职教教师自我实现的专业发展路径。

“知行合一”与管理学研究方法

对“知行”关系的思考是中国自古以来独有的哲学命题。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对“知”“行”关系及其内涵的独到见解对治学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从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内涵出发,将“知行合一”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种管理学研究范式进行了特征比较,结合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和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现状,提出了重视定性研究、发展“知行合一”的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见解。

王阳明教育思想对高职教育的启示研究

王阳明是明朝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蕴藏着巨大能量,对当下高职教育有着重要启示。通过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省察克治”的研究,可以探究其对我国高职院校学生正身、正德和正言的培养所提供的启示价值,对解决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有指导性意义。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幼儿教师师德建设的启示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主张通过统合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方式将知行观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导人们的认知和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幼儿教师提升师德修养和自我管理能力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在当代社会中,幼儿教师只有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在教育教学中实现真善美的价值内化.

王阳明谦德思想的道德教育意义

作为王阳明一生思想德行之得力所在,“谦”是其德性工夫论以及实践哲学的总结。王阳明的谦德思想深受儒家与道家谦虚思想的影响,王阳明谦德思想是对儒家与道家谦虚思想的传承。王阳明谦德兼蓄“去傲、和、诚、慎、忠、恭”等思想内涵。王阳明在其一生的为学、治家、为官、治军当中,皆十分重视谦德,王阳明谦德思想在这些活动中得到了充分实践,这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具体体现。王阳明谦德思想在当下仍具有极大的道德教育意义。

意向与行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哲学阐释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文章着重讨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所包含的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道德行动中,意向与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通过逐一分析王阳明的相关论述:好恶属行,念动是知亦是行,意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我们发现,在意向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的理解已经涉及作为行动的意向、作为善良意志的意向这些层面。前者有将有意识的行动与用以行动的意向融合的倾向,后者则注意到意向与意欲或意愿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在使用"意"这个名词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不同面向,在其论述中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王阳明的思路是:假设人都有行善的善良意愿,从而使得行善就变成听从或顺应自己内心召唤的简单之事,对于当代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的相关讨论不无启发,也许行动的最终源泉既不是理性计算,也不是感性冲动,而在于行动者固有的美德。

王阳明《传习录》知行合一说新探

学术界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讨论大都集中在其内容,没有突出从本体与工夫角度对知行合一说理解的重要意义。如果以《传习录》为对象,从本体与工夫视角强调知行合一可知,这里的本体旨在强调知行合一是这对范畴的内在要求,工夫则使内在要求物化为外在实践,真正实现知行合一。总之,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精髓。

由工夫以见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性品格分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知识旨趣、哲学形态的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品格。通过对阳明心学体系形成过程的个案分析,可以把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的实践性内涵,可以认识到王阳明心学体系是一种由工夫以见本体的实践性哲学。他的工夫论不是从“心即理”的本体论导出。实践工夫论是阳明心学的思想原点和“第一原理”。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

传统道德规范在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方面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蕴含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德育意蕴,为当前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供吸收和借鉴的文化资源。

阳明学的当代价值研究

王阳明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人物,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巨人。其学术思想经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代理学的发展之后,成为明代主流的学术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影响和推动了五百年来中国、邻邦及整个东亚等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发展和近代化转型,不仅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当今世界也深具重要现实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教育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主要是针对明朝中期"不知而妄行"与"空想而不行"两种不良倾向,以及当时道德实践中先知后行、知而不行的弊病而提出的,其用意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对于道德教育的意义有两点:一是人人心存善念,即澄清道德意念与纯化道德动机。二是人人践行善行,即以道德认知引导道德实践和以道德实践扩充"道德认知"。

何种“合一”?如何“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新论

传统朱子学坚持知行之间存在一由内及外的"异质的时间差",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多有辩难,以劳思光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则否认这一异质的时间差,但又认定知行乃是同一行动之不同的阶段,知行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同质的时间差",知行合一只能取"根源意义",而不能取"完成意义"。这种将知行合一的意义严格限定在"根源意义"上的做法,从阳明知行合一的义理系统、知行合一的整体论述以及知行合一作为一种工夫论说三个方面看,均难成立。在根本上,知行不是同一行动之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行动中交互渗透的两个向度。知行合一既是根源意义上的合一,也是完成意义上的合一,更是即知即行这一跟行动一体而在的"照察意义"上的合一。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及现代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领域具有适应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王阳明通过对"知行合一"的论证,凸显了关于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的有价值的认识。这一文化底蕴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以及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借鉴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及其指向

'知行合一'是最具有阳明学特色的主张,也需要其全部学说的整体指向来理解。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知行合一'作为一个孤立的理论命题来理解,从而形成所谓道德知行、主客观知行以及道德实践中之知行统一等各种不同角度的疏解。实际上,如果将'知行合一'放在阳明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来把握,那么,以'行著习察'为特征的'身心之学'就代表着其'知行合一'的基本关怀,而表里如一之'慎独'、内外一致之'诚意',也就代表着其'知行合一'的根本指向,由此才有所谓'知与行如何分得开'的'一个工夫'之说。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慎独''诚意'主要是借助传统的知行概念加以表达的,因而不仅造成了人们在理解上的各种纠缠,而且也影响到其正面作用的发挥。

“心即理”的意向性诠释——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

从现象学看阳明心学,可以发现阳明心学与现象学尽管相隔遥远,但其"心即理"的论说依然充满了现象学的意味,其"为己之学"俨然是一种主体哲学。虽然阳明心学的立足点在伦理实践上,但它的"心学"建构却是围绕着主体的意向性来进行的。阳明心学关于"良知"和"致良知"的陈述,以及"知行合一"的定义,无疑是饱含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诠释,即展示出了阳明心学所具有的主体性向度。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的三个阶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可分渐次深入、不断成熟的三个发展阶段,不仅每一发展阶段有一典型事件作为标志,而且每个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值得人们去探索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