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从他者问题看阳明“四句教”对慧能“心地性王”的扬弃与超越

“他者”本来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乏对他者问题的见解和思考。基于中西方哲学各自的本原论和存在论传统,他者问题也就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和路径。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他者视域中,禅宗及佛教肯定主体具足佛性,但其“性空”思想却切断了主体与世界的联系。阳明对禅宗及佛教的超越,就在于确证自我和他者自身的存在真实性,以“格物”作为自他关系的现实性关联和现实化路径,将人从主体和世界的“空”和“假有”中拯救出来。自我在“成己”的路径上追寻和发觉自身的价值,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在“成人”的普遍联系中面向世界和他者,以自身的良知普遍地关怀他者,努力构建“满街圣人”的社会图景。

“王学”视阈中伪善成因探析

“王学”以“止于至善”为价值追求,通过“致良知”的道德践履以成德成圣,在“格致诚正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中,蕴含着“伪善”的对治之法,也揭示出“伪善”的成因机理。根据“王学”“一则诚,二则伪”的观点,从知志之辨、知行之辨、觉愿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五个维度,可探析伪善是割裂知志、知行、觉愿、义利、公私等内在统一而致的恶,亦证其德性与德行的分离是致良知工夫不切之故。

淮南格物说:一个高倡身体权利与自由的儒学新样态

朱子主要以“文”为所格对象,王阳明以“心”为所格对象,二者各有其流弊。王艮则以“身”为所格对象,隆崇保身、安身、尊身之义,划分了“人我权利之限”。“身”是“格物”“格心”所必须依托的载体。因此,“格身”实则是“格物”“格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内容是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当中涵括基本的物质需求、人身自由和价值选择自由等权利,这些权利皆是以“身”为本,代表了广大平民阶层的意志。然而,当它们与传统“舍生取义”的道德信念相抵牾时,王艮给出了道德和自由之间的折中方案,得出“止至善者安身也”的最终结论,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儒学重义于身的传统,崭露出异端的萌芽。

王肯堂辨治病证注重运气

王肯堂临床辨证施治凭借运气之法,在内、外、儿、妇及五官各科等方面均有建树。其临证运用运气的特点包括5个方面:宗《内经》之学,集各家之说;以图文并茂,释运气之理;依中运为纲,类临床之证;凭运气学说,阐疾病之机,借气运理论,析君相二火。王氏应用运气学说诊疗疾病的丰富经验值得后学借鉴,为现代中医深刻认识运气学说的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良知精微之体的喻指与表达——王阳明与王龙溪对《中庸》要义的诠释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论王阳明心学对道教的融合

王阳明对道教持扬弃态度。他否定道教弃人伦绝世务的宗旨,但肯定其养生术和心性论等思辩。他的心学融摄了道教的道本论、心本论、恬淡无滞的境界论及内外兼修的工夫论。

阳明四句教古今诠释评析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对其诠释和论争从其诞生那日起就开始了。对古今四句教之诠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今思想的变化。古人对四句教的诠释基本是在儒家思想范围内进行的,其宇宙观和道德观大体是一致的,其论争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即工夫和本体之争。而现代学者的诠释就呈现出了多元趋势,因为人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学者之诠释大致可分为七类:工夫说、两层说、境界说、机体主义说或宇宙论、否定说、人欲说、认知说。

王阳明“四句教”及其道德价值

“四句教”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思想命题,它来源于“天泉证道”。“四句教”结构中的心、意、知、物深受《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影响,不过王阳明从自己的心学立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时至今日,“四句教”思想对于我们的道德修养理论与实践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王梵志诗训世化倾向的文化解析

王梵志诗歌有着明显的训世化倾向。佛教的缘起论、因果论、轮回论是其训世的理论基础;其训世内容则是以世俗社会的现世行为作为讽喻对象;其最终指向,则又表示出对世俗生活的肯定态度。这表现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超越了佛教传入早期那种在上层社会的纯粹理论的宣讲与演绎,而走向了中国下层社会,与民间思想合流,完全的世俗化,典型地展示出佛教与中土文化相融相合的文化事象。

王安石文章论

文章论述了王安石的古文、贯道、言志、实用、审美、言意、风格的文章理论。他的“道法”文章论不仅开启了明代“意法”、清代“义法”的文章论，而且对建构现代文章学理论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与浙学

王阳明的心学既是浙学的特定形态,又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浙学,是指广义的“浙”地之学,这一意义上的浙学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包含批判的意识,关切现实,具有历史的观念。以上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得到了体现。王阳明的“意之所在即是物”说和工夫与本体之辩,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独特的理论建构;其良知说、心即理说从一个比较内在的层面为浙学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提供了某种根据;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观念,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其“五经皆史”说,内含着深层的历史意识。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记。

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虽有争议,但王阳明多次提到"实学"的概念,他的心学实属实学。他的实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特征:知行合一,力行实践,辨别义利。阳明实学与我们理解的近代实学,以及新实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恰为清理近代实学思潮的流弊和研究新实学的走向提供了新的思路。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浙中王学的兴衰——以钱德洪、王畿关系为主线

在阳明门下,王龙溪的个性明爽颖悟,属于真真切切的随任开放型,钱绪山的性格偏向于拘谨淳厚,属于实实在在的安分保守型。龙溪"之学玄矣",然龙溪的"玄",恰好可衬托出绪山的"实";一"玄"一"实",在王门中可谓相得益彰。比较而言,龙溪注重"存异",绪山看重"归一"。然在后阳明时代,龙溪的影响力逐渐超过绪山,进而使龙溪越来越自信,以至在学问上轻视绪山。钱王关系的不和,对王学尤其是浙中王学的发展与壮大虽不能说是致命的,亦是伤及元气的。浙中王学因绪山、龙溪的传续而兴旺,又因绪山、龙溪的不和而衰微。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