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 Plant, Light, and Mirror： On the Root Metaphors of the Heart-Mind in Wang Yangming＇s Thought

Clarifying Wang Yangming＇s thought through a study of his root metaphors of heart-mind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explaining his further concepts of the human world. Along with the root metaphors of water and mirror, the metaphors of plant and light work together for Wang to form a coher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 of xin （heart-mind）. This method is also a good way to unravel the various theories of the ＂three teachings＂ that are intermingled in his thinking. By using this methodology Wang＇s attempts to harmonize several ancient traditions of heart-mind that appear as possibly polarized to modem readers, are illuminated （though they did not appear contradictory to the Neo-Confucians）.

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以良知说礼:王阳明礼学思想特质的再探索

阳明礼学思想主要被诠释为“以心言礼”或“以情说礼”。“以心言礼”说认为阳明在朱子“礼者,理也”的基础上提出“心即理”,从而打通心、礼之间的关系;其实“以心言礼”的言外之意是以良知言礼,只是阳明早年未能将“良知”二字点出。“以情说礼”能突显阳明学重情的特点,也更好地回应了礼之标准的问题;但人情背后真正具有判断作用的是良知,“以情说礼”最终仍要归本于良知。阳明把良知视作明觉之体,在礼学实践中力图唤醒人心之中的良知,弥合礼义和礼仪之间的隔阂,故“以良知说礼”方为阳明晚年礼学思想的定论与根本特质。由于阳明在讲学中不拘定法、因病施药,其弟子所体悟的良知也各有不同,这导致了阳明后学礼学思想的分派与流变。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王阳明心学涵育时代新人的价值:“三重向度”

“时代新人”是党在新时代“培养什么人”的高度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王阳明心学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其涵育新人的逻辑架构可概括为“三重向度”:价值向度,王阳明心学的智慧与精髓是涵育时代新人的力量来源;理论向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当代发展为涵育时代新人提供哲理支撑;实践向度,文化滋养、实践锤炼、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是涵育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

格物以致其良知——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致思理路

王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始终伴随着对朱熹格物之法的质疑与回应。与朱熹讲求“即物穷理”不同,阳明格物论所观照的是人的主体性及其道德意志,提倡在心上做工夫的新进路。这重塑了格物论的基础,激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全面反思。阳明新诠“格物”的重心,以“致良知”的提出为界线,经历了由“诚意”到“致良知”的转移。不过,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关联,致知、诚意、格物被相互贯通。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和变化体现出阳明学的宗旨与形成过程。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从阳明心学理路透视儒家关系伦理

儒家关系伦理一直面临着“孔子困难”的挑战,即其关系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缺少普遍维度,致使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关系伦理。从阳明“致知格物”的心学资源中,或许可以找到破解儒家关系伦理“孔子困难”的路径。“良知”是自我和他人道德关系的基点,道德主体在澄明本有“良知”之后,以“格物”对关系世界中尚未澄明“良知”的他人进行解蔽,进而促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至善”。

阳明心学在戚继光军事实践中的应用与发扬

戚继光自我修养以“正静内治”为本,并外化自修所得于军事,上承孟子“养气说”、王阳明“性气说”,以心学之理入兵,治军治气,练兵重胆气,由心入手,推促将士感应良知,以“联情义”为要举,着力于心、性、气运作,启发配合意识,直接孙子所谓“令民与上同意”,就此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治军、练兵思想。实践证明,这些理论是科学的,也是实用的。戚继光在军事科学领域对阳明心学的应用与发扬,为丰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在史学和文化学方面成就显著。因其晚年著述《朱子新学案》影响很大,学者们也较多地关注到他的朱子学诠释。然而,学界却对其阳明学诠释关注甚少。通过对钱穆原始文本、佚文和书信的考证,我们找到了钱穆诠释阳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点,并根据这些转折点重新划分了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即1937年之前的赞赏阶段、1937年到1960年的反思阶段和1960年之后的批评与重构阶段。在这三段学思历程中,钱穆以历史文化视角安放了阳明与朱子在儒学史中的位置,并构建了统一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科学知识、绾合“心知情慧”和“物理事变”的文化理想。

味觉与心觉的辩证——明代中后期心学思想影响下的茶道哲学演进理路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并在茶道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味觉体验的加强到心觉感知的觉醒,中晚明文人士大夫不但在饮茶生活上追求变革,更是在思想领域尝试着创新,以心觉感知茶道便是其一大特色。在心觉感知的加持下,茶之味觉体验更加精细且更为抽象,进而带动味觉思想不断深化,促使味觉与心学思想逐渐走向统一,并在“茶禅一味”的基础上为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的传播、演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陈龙正《阳明要书》的核心要旨及其思想史意义

为应对晚明的政治危机与王门后学重本体、轻工夫所造成的空疏玄荡的学风,东林学者陈龙正编纂《阳明要书》对王阳明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评点。概括起来,该书的义理要点有三:一是朱熹理学未尝不有心理合一的维度,但心不等同于理;二是阳明“无善无恶”的本旨是“善本无善”,后人执着于“无”反而造成种种流弊;三是“致良知”的经世维度,良知必落实于现实经世,“致良知”是“万物一体”之政治理想的根本前提。从《阳明要书》的批注来看,调和朱王是陈龙正的学术倾向,但无论是宗朱抑或崇王,陈龙正的最终目的都在于经世致用。由此我们可以反观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为东林学派的学术定位提供一种参考。

“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

在以往的阳明学研究中,王阳明道德工夫论主要集中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研究理路上,而导致源于《周易》的“修辞立诚”和“迁善改过”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在阳明心学工夫论中被忽视,因而有必要拨云见日,呈现具有阳明自我特色的道德实践工夫。在阳明“诚”的哲学视域中,“修辞立诚”之“立诚”在不同的语境、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如它既可以作为心性之本,又可以作为为学之基,更可以作为本体之境。而在道德教化视野中,阳明通过对“一念改过,即得本心”,“勇于改过,而促为善”,“实心改过,去己之疵”等层面的析证,将“迁善改过”纳入了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进路。这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反映了阳明心学与其易学存在内在联系。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王阳明心学思想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思考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心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中国的思想家早在先秦时期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融入了天道、人性、伦理等思想,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也都是在这些视域下来进行讨论,由此可见教育哲学意味已经显示出来。阳明心学主要围绕着本心、知行、良知来展开,因此从心学出发去探究教育哲学的问题是具有可行性的,而且可以解答教育哲学的很多疑惑,并对当下的教育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三个问题是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心即理”中去寻找教育的本质,在“知行合一”中去解读教育的价值,最终教育的目的是“致良知”。

心性的对立与统一:艮斋性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究

阳明心学东传,引起了朝鲜儒林界长达数百年的持续论辨。朝鲜时代末期性理学大家艮斋田愚是参与心学论辨的重要代表人物。艮斋笃守程朱、栗谷之学,严格分判理气、心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心学诸论。艮斋于心性论富有创见地提出“性尊心卑”“小心尊性”“性师心弟”诸说,这正可以与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四句教”诸说相对应分析。由此,可以探究阳明心学与艮斋性学两种义理型态的差异,反观其各自的学理坚持。阳明心学与艮斋性学之间学术论域、核心论题的差异,促使他们的思想探索朝着不同的方向延展,从而丰富了儒学思想的多样性,激发出儒学精神的活力,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宝贵资源和可资借鉴的范式。

阳明心学与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创作

王阳明心学思想与吴敬梓的思想及其《儒林外史》的创作有许多相通处。吴敬梓并非全盘接受心学思想,但是阳明心学思想所表现的精神自主、所体现的个人道德意志尤其为吴敬梓所推崇。《儒林外史》的人物塑造及思想表达、吴敬梓对精英文化的认识与反思皆由此而深入展开,小说不断重述心学的命题,包括对士人群体精英意识与社会精英文化的留恋。小说描述的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蕴含从复古转向思想、学术和政治的革新意识,是吴敬梓的理想国蓝图,亦与阳明心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并一直召唤起无数知识分子投身于社会改革中。

王阳明记体文创作及其与心学的关系

作为我国古代散文体裁的记体文产生于先秦时期,历经六朝、唐宋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其形式逐渐稳定成熟。明代是继宋代之后记体文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在明代的诸多记体文中,王阳明的作品是颇有代表性的,不仅呈现出创作数量较多、艺术成就高等特点,而且与其心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文章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史料,对王阳明记体文创作风格的转变和与心学的关系及其文学艺术价值进行分析研究。

真醇博雅:董沄诗歌与阳明心学接受

文学世界的塑造是主体表现情感、传导思想的重要方式。明代后期文学心性思潮的发展与阳明心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关联性,文学艺术成为心学思想的阐释方法。以董沄为代表的阳明后学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心学阐释与思想接受的倾向。董沄以心为本的创作论,力行工夫的价值论,汉魏之音的风格意识丰富了明代文学的理论,而其诗歌中真挚纯粹式理想人格的塑造、博雅宁静式审美境界的追寻,以及学诗门径与学理门径的探索则在实践中见证了明代文学的心性化道路。董沄用诗歌的方式,在诗歌与文学作品的评点中融汇了自身的心体之思,进一步发掘心学与文学结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