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王阳明心学涵育时代新人的价值:“三重向度”

“时代新人”是党在新时代“培养什么人”的高度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王阳明心学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其涵育新人的逻辑架构可概括为“三重向度”:价值向度,王阳明心学的智慧与精髓是涵育时代新人的力量来源;理论向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当代发展为涵育时代新人提供哲理支撑;实践向度,文化滋养、实践锤炼、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是涵育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

心性的对立与统一:艮斋性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究

阳明心学东传,引起了朝鲜儒林界长达数百年的持续论辨。朝鲜时代末期性理学大家艮斋田愚是参与心学论辨的重要代表人物。艮斋笃守程朱、栗谷之学,严格分判理气、心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心学诸论。艮斋于心性论富有创见地提出“性尊心卑”“小心尊性”“性师心弟”诸说,这正可以与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四句教”诸说相对应分析。由此,可以探究阳明心学与艮斋性学两种义理型态的差异,反观其各自的学理坚持。阳明心学与艮斋性学之间学术论域、核心论题的差异,促使他们的思想探索朝着不同的方向延展,从而丰富了儒学思想的多样性,激发出儒学精神的活力,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宝贵资源和可资借鉴的范式。

明代心学的心气关系与一元论哲学建构——以王阳明、湛若水、刘宗周为中心

气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唯物、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心、气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心学与气学亦被划分为对立的学派。事实上,“气”这一中国哲学传统概念,具有丰富的面向,不能仅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气为明代心学建构一元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亦是抵挡佛教或王学末流玄虚之风的理论基石。王阳明虽认为气之“至灵至明而为心”,在其重视价值世界的视域下,气更多视为心之流行,为良知学提供实然性的基础。湛若水继承白沙重气的理论传统,以气为理论基点,建构一元论心学体系,主张“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在万物统一于气的基础上强调心对气的主宰性。刘宗周师承许远孚,受甘泉一脉以气言心的影响,认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人心亦可由气参与天地大化。

“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

在以往的阳明学研究中,王阳明道德工夫论主要集中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研究理路上,而导致源于《周易》的“修辞立诚”和“迁善改过”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在阳明心学工夫论中被忽视,因而有必要拨云见日,呈现具有阳明自我特色的道德实践工夫。在阳明“诚”的哲学视域中,“修辞立诚”之“立诚”在不同的语境、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如它既可以作为心性之本,又可以作为为学之基,更可以作为本体之境。而在道德教化视野中,阳明通过对“一念改过,即得本心”,“勇于改过,而促为善”,“实心改过,去己之疵”等层面的析证,将“迁善改过”纳入了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进路。这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反映了阳明心学与其易学存在内在联系。

邹元标的学术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邹元标作为“贵州三迁客”之一,探讨其在都匀的文化实践活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邹元标在都匀创立南皋书院,招收弟子,传道授业,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儒学、阳明心学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推动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这不仅是对都匀历史的还原,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性的深度挖掘,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构建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

知识与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乃是宋明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我们认为 ,王阳明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带有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倾向产生的理论基础、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王阳明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王阳明的心学,不是个体心性满足的玄虚之学,而是具有追求公共之善、实现公共关怀等"公共性"维度的思想。"心体"与"良知"所蕴含的"公共性"维度,是王阳明哲学"公共性"思想的基石;"万物一体"与"三代之治"等秩序设想,体现了王阳明哲学对于公共之善以及良好公共生活的追求;王阳明个人的讲学事业以及他所推行的"乡约"制度,也展现了王阳明为落实其思想中的公共关怀所做的实践努力。

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关于建构理想社会的一项理论表述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既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社会理论。此可由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一、"万物一体"是宇宙的一种存在模式,更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中国上古的"三代"社会便是以"心体同然"为特征的万物一体之理想国;二、心学理论不唯重视个人的道德实践,更加关注如何由个人良知之扩充推广而至于"万物一体之仁"的实现,这是心学理论的终极关怀;三、王阳明根据万物一体论来重新诠释《大学》,得出了"明德亲民合一"论,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明明德的道德实践与亲民的社会实践的合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与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

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蕴含着诸多间接和直接有助于商人伦理转换和建构的思想及其依据,这些思想主要包括:良知说;"体用一原"论;"百姓日用即道";理欲观、公私观及其唯我论,尤其是"新四民观"和"贾服儒行"论。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为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提供了诸多理论和思想来源,帮助他们实现了传统商人伦理的转换和新伦理的建构。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阳明心学的科学思维特征简论

由于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学界一般认为他对客观世界的知识缺乏兴趣。实际上,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是阳明心学内在的需要。王阳明认为知识探索需要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展开,致良知必须循序渐进。他强调认知行为的阶段性,主张应该如同明镜照物一样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这些观点都显示出深刻而丰富的科学思维特征。正确把握阳明心学所蕴含的科学思维特征,既是准确全面继承阳明心学的内在要求,也为推动阳明心学与现代生活融合,特别是与科学研究活动相融合,提供理论参考。

个人主体性的彰显与弘扬——王阳明心学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普遍必然的层次上把握社会生活是思想家的自觉意识。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人们获得天理的过程只能靠外在的格物,而主体直接体悟天理是不可能的。但要将外在伦理内化为个体德性,却并不取决于理的绝对性,相反却要求行为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悟和转化并外化为德行。陆九渊的心理并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学的内在矛盾。明朝的王阳明通过"心外无理"说,对个人的主体性从本体和工夫两方面做了很好的彰显和弘扬。

张岱与阳明心学

张岱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其所著《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快园道古》《夜航船》等著作中,皆有王阳明言论的记述和评价,尤其是《四书遇》全面继承了晚明阳明学派对"四书"义理的体悟和实践。

意义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

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不仅为成圣成贤的工夫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极大地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且激活了价值产生的深层心性论来源,肯定了心物互摄互融即为意义世界建构的过程,既表现了万物一体的博大人文情怀,也拓展了儒家体认之学的深度和广度。

论李元阳对阳明心学的阐释与突破

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之时,生于云南大理的白族学者李元阳自诩为王学一派的“私淑”弟子,服膺于阳明心学,不管是在省外做官,还是返乡居住讲学,常与王门弟子交往,切磋学问,通过书信与撰写文章阐释王阳明心学思想。尤为重要的是,其借鉴释、道思想以及儒家对性的多重诠释,对阳明心学思想认识有所突破,提出性本体论。李元阳对阳明心学从服膺、阐释到力求理论突破的思想历程,似乎可以寻绎到心学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传播的历史脉络。

王阳明心学中的“过“”恶”之别与改过工夫

在王阳明心学中,"过""恶"之别与改过工夫是致良知落实到市民社会的重要环节,而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王阳明看来,"过"可以与圣贤人格相容,因而"过"与"恶"在根本上就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虽然如此,改过工夫要求调动良知心体来照见、改正过误,因而改过实际上就是致良知。就内容而言,改过工夫可以概括为自思内省、痛自悔咎、洗涤旧染、相责以善四个方面,它不仅是个人的修身之事,而且还是集体的儒学实践。总体而言,"过""恶"之别及改过工夫撬动了王阳明心学融通于哲学与世俗之间的多维面向,王阳明心学并非只是抽象的哲学观念;哲学观念向世俗教化的适应性转变,即建构起一个创生意义的功夫世界才是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关切。

王阳明学说本真及其巩固良心信仰之价值

王阳明生于明朝有担当情怀的仕宦之家。其面对明中叶八股取士、理论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国弱官腐、民不聊生之颓局,决意挽狂澜、拯人心。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亲民"等思想学说,其实质是巩固中国人良心信仰的思想改革,并影响中国与韩、日等国家500余年。今日对其创造性传承、创新性发展,大有养心明志、巩固良心信仰、构建和谐社会之价值。

再论李渔哲学观点源于王阳明心学

李渔哲学观点源于王阳明心学,对这一论题开展讨论的前提有二:一是应当采用“李渔哲学观点”的提法;二是李渔极为推崇王阳明,对心学体会很深,以及两个方面赖以支撑的文献资料,本身就是李渔主动自觉接受心学影响的直接证据。将《资治新书(初集)》《玉搔头》《闲情偶寄》三书中李渔与王阳明心学对接的资料作系统翔实的考述,足以证明李渔哲学观点源于王阳明心学。《考论》一文认为李渔的“以心为师”说源于“医者,意也”这一中医古训,是对文献断章取义的刻意曲解。李渔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徒,并受到道家、禅宗思想的影响,但在其著述中却见不到对三家思想长篇大段、引经据典式的理论探讨,李渔对王阳明心学精髓的有意识接受同样如此。这是李渔哲学观点、思想理论表述的鲜明个性特征,有其必然如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