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ing Dynasty Print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Wang Yangming’s Works in Guizhou:On the 1535 Guiyang Edition of A New Supplementary Edition of Master Wang Yangming’s Writings

After Wang Yangming experienced the revelation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t Longchang,he disseminated his heart-mind doctrine by engaging in teaching.A great number of scholars in Guizhou followed him and formed the Qian sub-school of the heartmind philosophy,the earliest of local Yangming sub-schools in the country. roughout the Zhengde and Wanli periods of the Ming dynasty,Yangming scholars and local o cials in favor of the heart-mind philosophy worked in collaboration to collate and print six books of Wang’s works in Guizhou.Among these,A New Supplementary Edition of Master Wang Yangming’s Writings represents the most fruitful e ort by both government o cials(Wang Xing)and local scholars(Chen Wenxue and Ye Wu).As an o print block-carving edition of Wang Yangming’s collections in the early years,it is extremely treasured for its rarity of edi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e profusion of printing of Wang’s works in Guizhou re ects the wide circulation of his heart-mind doctrines i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regions,vividly mirroring the growth of Wang’s philosophy outside cultural center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of interactive in uence between Chinese marginal and central cultures.

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在史学和文化学方面成就显著。因其晚年著述《朱子新学案》影响很大,学者们也较多地关注到他的朱子学诠释。然而,学界却对其阳明学诠释关注甚少。通过对钱穆原始文本、佚文和书信的考证,我们找到了钱穆诠释阳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点,并根据这些转折点重新划分了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即1937年之前的赞赏阶段、1937年到1960年的反思阶段和1960年之后的批评与重构阶段。在这三段学思历程中,钱穆以历史文化视角安放了阳明与朱子在儒学史中的位置,并构建了统一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科学知识、绾合“心知情慧”和“物理事变”的文化理想。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格物以致其良知——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致思理路

王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始终伴随着对朱熹格物之法的质疑与回应。与朱熹讲求“即物穷理”不同,阳明格物论所观照的是人的主体性及其道德意志,提倡在心上做工夫的新进路。这重塑了格物论的基础,激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全面反思。阳明新诠“格物”的重心,以“致良知”的提出为界线,经历了由“诚意”到“致良知”的转移。不过,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关联,致知、诚意、格物被相互贯通。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和变化体现出阳明学的宗旨与形成过程。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王阳明心学思想对教育哲学的实践性思考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心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中国的思想家早在先秦时期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融入了天道、人性、伦理等思想,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也都是在这些视域下来进行讨论,由此可见教育哲学意味已经显示出来。阳明心学主要围绕着本心、知行、良知来展开,因此从心学出发去探究教育哲学的问题是具有可行性的,而且可以解答教育哲学的很多疑惑,并对当下的教育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三个问题是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心即理”中去寻找教育的本质,在“知行合一”中去解读教育的价值,最终教育的目的是“致良知”。

阳明心学在戚继光军事实践中的应用与发扬

戚继光自我修养以“正静内治”为本,并外化自修所得于军事,上承孟子“养气说”、王阳明“性气说”,以心学之理入兵,治军治气,练兵重胆气,由心入手,推促将士感应良知,以“联情义”为要举,着力于心、性、气运作,启发配合意识,直接孙子所谓“令民与上同意”,就此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治军、练兵思想。实践证明,这些理论是科学的,也是实用的。戚继光在军事科学领域对阳明心学的应用与发扬,为丰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中后期福建阳明学对“隆庆开洋”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福建沿海地区出现最为重大的经济活动——月港“隆庆开洋”,而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是值得深入考察的现象。思想文化的嬗变带动思想解放、制度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确立,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转型升级,是考究月港“隆庆开洋”的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通过对阳明心学义利观的形成,明嘉靖、隆庆年间阳明后学的入闽履职,以及对嘉靖之季三位福建巡抚的执政理念、人文思想的钩沉爬梳等三个方面的考察,可知阳明心学为月港“隆庆开洋”提供了思想准备、社会环境与政治支持。或者说,明代中后期福建阳明学是促进月港“隆庆开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

在以往的阳明学研究中,王阳明道德工夫论主要集中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研究理路上,而导致源于《周易》的“修辞立诚”和“迁善改过”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在阳明心学工夫论中被忽视,因而有必要拨云见日,呈现具有阳明自我特色的道德实践工夫。在阳明“诚”的哲学视域中,“修辞立诚”之“立诚”在不同的语境、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如它既可以作为心性之本,又可以作为为学之基,更可以作为本体之境。而在道德教化视野中,阳明通过对“一念改过,即得本心”,“勇于改过,而促为善”,“实心改过,去己之疵”等层面的析证,将“迁善改过”纳入了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进路。这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反映了阳明心学与其易学存在内在联系。

真醇博雅:董沄诗歌与阳明心学接受

文学世界的塑造是主体表现情感、传导思想的重要方式。明代后期文学心性思潮的发展与阳明心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关联性,文学艺术成为心学思想的阐释方法。以董沄为代表的阳明后学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心学阐释与思想接受的倾向。董沄以心为本的创作论,力行工夫的价值论,汉魏之音的风格意识丰富了明代文学的理论,而其诗歌中真挚纯粹式理想人格的塑造、博雅宁静式审美境界的追寻,以及学诗门径与学理门径的探索则在实践中见证了明代文学的心性化道路。董沄用诗歌的方式,在诗歌与文学作品的评点中融汇了自身的心体之思,进一步发掘心学与文学结合的可能。

阳明心学视阈下罗伯特的人物形象解读

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在其经典剧作《天边外》中塑造了一个被生活裹挟却始终坚守本心本我的人物形象。该剧主人公罗伯特命运多舛,但在不幸和苦难中仍然奋力追逐自己认定的理想与幸福,并且始终选择以善意的方式对待这个看似对其并不友好的世界。此种“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的强大精神内核与阳明心学所提倡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儒学核心理念完美契合。因此,将罗伯特的人物形象置于阳明心学相关理论的棱镜中加以发微审视,不仅能更深层次、更丰富地呈现出人性“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普遍特征,同时也使得读者充分体验一种东方哲思解码西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国内百年阳明心学研究述要

国内阳明心学的现代研究始于1910年代。1910-1950年,阳明心学研究是根据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基本理论架构;1950-1980年,主要是中国台湾学者在阳明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推进。1980年,内地阳明心学研究重新起步,突破了唯物唯心二分式的理论框架向纵深发展。直至今日,阳明心学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开,取得了较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阳明心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职业启蒙教育的知与行

职业启蒙教育起于“职业”、重在“启蒙”、成于“教育”,是针对未成年人开展的帮助个体对自我和职业进行认知、探索,通过获得职业体验、内化职业精神、对职业与自我关系进一步审视形成初步职业理想并规划职业道路的一种具有引导性的教育活动。职业启蒙教育与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理念不谋而合,通过从对象、内容与目标三方面厘清职业启蒙教育内涵;从生态系统论视角分析职业启蒙教育实施路径;结合中国文化进一步从个体、微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层面明晰职业启蒙教育中知与行的关系,以丰富职业启蒙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

论王阳明“秀逸有致”的诗风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其诗歌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秀逸有致”是王阳明诗歌最突出的风格,尤其是王阳明涉及山水、隐逸题材的创作,更具秀美、洒脱、有情趣、富于哲理的特征。王阳明山水诗在继承六朝以来审美传统的同时,又展示出创新。王阳明追求的清空之美,是一种心灵境界的外化,展现出强烈的主体精神。在创作技法上,他善用气与光影,结合天气及节物的描写,详细刻画气的种种形态与固化的山间景象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铸造了一个清丽、秀美的诗歌世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人生情感都是“秀逸有致”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

优良秩序的重构——王阳明政治哲学研究

在对优良秩序的理论建构中,孟子尽管视人的类本质为善的根源,却没能坚持纯粹先验的立场,结果难免使善沦为强权的意志。通过把善的根源追溯到纯粹主体,王阳明将善转化为真理在主体精神世界的自然呈现,从而让优良的公共生活变得可欲。朱熹将对善的讨论由事物升至理念层面,却为经验之恶提供了先验依据。借助“心即理”的本体论革命,王阳明让经验之恶重归偶然,这就使优良的公共生活成为可能。尽管王阳明还为优良秩序设立了“与物同体”的理论范型和“克己”“亲民”的实践遵循,但他对人的道德价值的不平等估价使其最终无法突破君主专制的藩篱。

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下中国古典哲学术语英译研究——以陈荣捷译《传习录》为例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哲学家,阳明心学的集大成者。而《传习录》汇集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和友人的部分书信和语录,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典籍。因此,《传习录》里中国古典哲学术语的英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陈荣捷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文献英译事业,该文以陈荣捷《传习录》的英译为例,在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四步骤翻译理论的视角下,归纳总结中国古典哲学术语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通过对陈荣捷英译《传习录》的研究和总结,该文认为乔治·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翻译理论适用于中国古典哲学术语的翻译。期望该文能为未来的哲学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基于文本挖掘的《传习录》思想体系构建与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阳明心学的经典文献《传习录》为研究对象进行文本挖掘,使用PowerConc软件探究其字词频及共现关系,采用Gephi软件可视化地展示出该文本内容之间的语义关系网络。研究结果表明:《传习录》思想体系可聚类为“九大主题”,卷上讨论较多的是心、天理,以及“诚意”等《大学》相关命题;卷中讨论较多的是知、良知、致良知等阳明心学核心哲学概念;卷下对“功夫”作了较多讨论,集中谈到“灵明”的问题,并多次以“譬如”一词进行打比方说明。阳明心学思想早期侧重对“理本体”与“心本体”的创新性论述,中期演进到对“良知本体”的确立,晚期重点论述良知学本体功夫更多内容。另外,“诚”字作为具有思想考察价值的字,在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