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研究七十年:现状、热点与争议——基于VOSviewer的可视化分析

从王阳明研究的时间分布来看,早期受时代及政治因素影响,对王阳明的研究成果较少,对其人其学说以批判、否定为主;改革开放以后,王阳明研究进入活跃发展阶段,学界开始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探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的概念和命题,肯定了王阳明心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在思想解放方面的作用;进入新世纪,王阳明研究的热度持续升高,除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持续深入外,王阳明在军事、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进入研究视野。从王阳明研究的空间分布来看,发文刊物以贵州和浙江的期刊为主,发文机构及作者以贵州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贵阳学院为主,且形成了一批王阳明研究的作者群。王阳明研究的热点主题是哲学与教育学,军事、乡村治理思想与实践在近两年的热度有所提升。王阳明研究的争议集中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定性问题、“知行合一”的概念与内涵以及“四句教”的内涵与指涉三个方面。

格物以致其良知——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致思理路

王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始终伴随着对朱熹格物之法的质疑与回应。与朱熹讲求“即物穷理”不同,阳明格物论所观照的是人的主体性及其道德意志,提倡在心上做工夫的新进路。这重塑了格物论的基础,激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全面反思。阳明新诠“格物”的重心,以“致良知”的提出为界线,经历了由“诚意”到“致良知”的转移。不过,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关联,致知、诚意、格物被相互贯通。阳明格物论的建构和变化体现出阳明学的宗旨与形成过程。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阳明心学在戚继光军事实践中的应用与发扬

戚继光自我修养以“正静内治”为本,并外化自修所得于军事,上承孟子“养气说”、王阳明“性气说”,以心学之理入兵,治军治气,练兵重胆气,由心入手,推促将士感应良知,以“联情义”为要举,着力于心、性、气运作,启发配合意识,直接孙子所谓“令民与上同意”,就此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治军、练兵思想。实践证明,这些理论是科学的,也是实用的。戚继光在军事科学领域对阳明心学的应用与发扬,为丰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

在以往的阳明学研究中,王阳明道德工夫论主要集中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研究理路上,而导致源于《周易》的“修辞立诚”和“迁善改过”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在阳明心学工夫论中被忽视,因而有必要拨云见日,呈现具有阳明自我特色的道德实践工夫。在阳明“诚”的哲学视域中,“修辞立诚”之“立诚”在不同的语境、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如它既可以作为心性之本,又可以作为为学之基,更可以作为本体之境。而在道德教化视野中,阳明通过对“一念改过,即得本心”,“勇于改过,而促为善”,“实心改过,去己之疵”等层面的析证,将“迁善改过”纳入了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进路。这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反映了阳明心学与其易学存在内在联系。

真醇博雅:董沄诗歌与阳明心学接受

文学世界的塑造是主体表现情感、传导思想的重要方式。明代后期文学心性思潮的发展与阳明心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关联性,文学艺术成为心学思想的阐释方法。以董沄为代表的阳明后学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心学阐释与思想接受的倾向。董沄以心为本的创作论,力行工夫的价值论,汉魏之音的风格意识丰富了明代文学的理论,而其诗歌中真挚纯粹式理想人格的塑造、博雅宁静式审美境界的追寻,以及学诗门径与学理门径的探索则在实践中见证了明代文学的心性化道路。董沄用诗歌的方式,在诗歌与文学作品的评点中融汇了自身的心体之思,进一步发掘心学与文学结合的可能。

阳明心学视阈下罗伯特的人物形象解读

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在其经典剧作《天边外》中塑造了一个被生活裹挟却始终坚守本心本我的人物形象。该剧主人公罗伯特命运多舛,但在不幸和苦难中仍然奋力追逐自己认定的理想与幸福,并且始终选择以善意的方式对待这个看似对其并不友好的世界。此种“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的强大精神内核与阳明心学所提倡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儒学核心理念完美契合。因此,将罗伯特的人物形象置于阳明心学相关理论的棱镜中加以发微审视,不仅能更深层次、更丰富地呈现出人性“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普遍特征,同时也使得读者充分体验一种东方哲思解码西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

邹元标的学术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邹元标作为“贵州三迁客”之一,探讨其在都匀的文化实践活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邹元标在都匀创立南皋书院,招收弟子,传道授业,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儒学、阳明心学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推动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这不仅是对都匀历史的还原,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性的深度挖掘,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构建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论王阳明诗歌的心学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源于儒道释而又超越了儒道释,震古烁今,其诗歌尤其是理趣诗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清新自然,可谓思想与文学的完美结晶。

尊德性与道问学——论王阳明心学中的反智识主义倾向

知识与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乃是宋明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我们认为 ,王阳明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带有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反智识主义的倾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倾向产生的理论基础、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经典世界的心学化解读——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与《五经臆说》的撰写为中心

龙场大彻大悟后,王阳明遂默记《五经》以求相互印证,这可视为一种以个人体悟与"圣言量"互察互照,即主观和客观相互勘验以求自我定位的重要方法,它代表了经典世界与心性世界在价值论上的契合,体现了经典心学化解读的历史发展新趋势。《五经臆说》成于龙场悟道之后不久,暗含有强烈的政治关怀。而阳明反复强调的"《六经》即心之纪籍"、"《六经》即心之常道"、"尊经即是尊道",则体现了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脉律跳动,反映了心学运动解经典范的重新建立。直到晚近,这一心学思想仍发出极大的声光回响,成为人类寻找安身立命之道必须时时回顾的重要精神经验和思想传统。

论王阳明心学身体观及其启示

王阳明心学身体观的内涵有:人是天地之心,心为身之主宰;从位置上说,心为大头脑处;从功能上说,心为主宰处;心身合一是知行合一的基础;心为身主,知是行的主意,旨在克除恶念;身为心用,行为知之成,真知必能行;身为基础,心为超越。其现实启示在于医学目的即良知,具有内在性、多层次性、天然自有性。彰显医学目的即是“致良知”,医学目的的内在性,体现其处于医学实践的大头脑处;医学目的的多层次性,体现发动医学实践之主体的大小不同;而医学目的的天然自有性,集中体现于最高层级的医学目的之中。

潮州王门学派简述

正德嘉靖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本文从队伍的构成和学术思想特点方面探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做扼要的介绍和剖析。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心·学·政——黔中王学治理思想及其特质

"心""学""政"是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三个重要内核。"心统学政"是其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维度,这一内在维度体现为"心"在"学"和"政"的领域的落实。在理论层面呈现出"心学合一"和"心政合一"两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则呈现出"心学"和"心政"两种形态,表现为"为学"和"为政"两种活动形态。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这种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形成于中晚明时期贵州特殊的儒学环境和地缘政治生态中,同时其作为儒学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政治治理""民间治理""个人治理"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阐释及其当代价值

在王阳明心学文献中,不乏有关为官为学为人等方面的廉洁规约、劝诫、论说,并深度嵌入王阳明心学的三大核心范畴中。以“心即理”为理论基础的“破心中贼”,无疑是阐释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关键词”。王阳明所指的“心中贼”,涵盖人皆有之的名利权色等各种过度和非分的贪欲、执念。其“破”的方法是去除私心物欲遮蔽,使其良知显现光大。在作为王阳明心学主旨的“致良知”中,“廉”是良知的应有之义。虽与生俱来,但也需要发之于情、诉之于理、验之于事事物物。在这个过程中,良知发用于己为廉洁,发用于众为廉明,发用于政为廉政。着眼于当时表里不一、知行脱节的政风学风世风的补偏救弊,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里知和行的“良知”性质即其德性和德行意义,主张真知真行,注重知行的“合一并进”。王阳明终其一生立志做圣贤,身体力行并推己及人“致良知”,可谓其廉政思想“知行合一”的表率。就此而言,王阳明心学中蕴涵的廉政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廉政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阳明心学中的“破心中贼”与当前正在构筑的“不想腐”堤坝,无论在反腐倡廉的对象、范围、内容上还是理念、路径、措施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而以为善去恶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可提供“党性”与“心性”之间的跨时空对话基础,“知行合一”则对研判和治理“两面人”“两面派”现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深入挖掘、阐释、传承、转化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有助于作为共产党人“心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廉政建设,扎根于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性沃土,实现党风廉政教育的外在引导与内在认同的统一,以启发共产党人、青年学生及广大人民群众内心道德的自觉、自信和自主,从而为在根本上构筑“不想腐”的堤坝指出王阳明心学的方向和路径,为新时期不忘和增强廉政初心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廉政思想文化资源与重要精神支撑,对上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必修课”和公民廉洁自律“公共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敦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个人主体性的彰显与弘扬——王阳明心学的政治哲学解读

在普遍必然的层次上把握社会生活是思想家的自觉意识。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人们获得天理的过程只能靠外在的格物,而主体直接体悟天理是不可能的。但要将外在伦理内化为个体德性,却并不取决于理的绝对性,相反却要求行为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悟和转化并外化为德行。陆九渊的心理并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学的内在矛盾。明朝的王阳明通过"心外无理"说,对个人的主体性从本体和工夫两方面做了很好的彰显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