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易学流变述略——兼论《子夏易传》真伪

本文从汉初易学之传承入手,比照分析了今、古文易学之传承情况,特别指出古文易派因无师承和对经义的固定传授,故虽同研古文《易》,但其对经义往往各自说之,持论不一,此于《周易正义·卷首》所载可见一斑。史料皆称王弼《易》所依乃是费氏古文本,然由出土之帛书本考之,疑王弼亦取于今文本,非尽依古文也。另据新出简帛资料,本文考证《子夏易传》确为学有渊源的先秦古《易》传本,并辨析了其之所以未被列入《汉书·艺文志》的缘由。

《楚辞章句》被动式及句法特点考察

东汉时期是古汉语发生重要演变的过渡时期,该时期涌现出的丰富注释接近当时口语,是研究东汉汉语的重要语料。以东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为语料,对其被动式进行穷尽性调查和分析,便于以点窥面地观察并总结东汉时期被动式的分布和使用特点,进而为掌握被动式的系统性和历时演变提供基础材料。通过考察发现东汉时期大量使用“为A所V”式,其次是“见”字式,该时期“被”字被动式有所发展,基本反映了东汉时期汉语被动式的特点。

王逸《楚辞章句》述评——《历代襄阳名作家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王逸的《楚辞章句》不仅是研究楚辞的重要文献,也是训诂学史上的一部颇具特色的训诂著作。它在继承《毛传》以来训诂传经,吸收“传注”体训诂的长处之基础上,又多有创获,形成其独具的品貌。

《公羊传》文公十四年“子以其指”解——兼论邾文公两妃的地位问题

《公羊传》"子以其指"一句含义如何,学界素有争论。或附会以天地五行之数,或坐实为残指、骈指、小指。然揆之以理,皆有未惬。邾人此言,实与立嗣原则密切相关,读者宜从屈指而数以计长幼的层面上去理解。唯有如此,邾人答辞方称结构对称、语义明朗,《公羊》纪事方称自守法度、与《左》无违。

《钱注杜诗》王士禛部分评语著作权属邵长蘅之考论(上)

王士禛评点《钱注杜诗》的杜诗评语与邵长蘅的杜诗评语基本相同,将二人杜诗评语全部辑录进行比较,根据《钱注杜诗》卷十一末朱笔书曰"乙未二月望月系毕"一语以及邵长蘅与宋荦的密切关系,对王士禛杜诗评语进行厘定考证,得出了《钱注杜诗》中王士禛的杜诗评语是佚名所录而成,且归属权实属邵长蘅的结论。杜诗评点出现文献混淆的原因,首先在于杜诗评点发展到清代,评点家甚多,集评本辑录数名家之评语,难免混淆;各种杜诗评点版本的评语本身常被借来借去,便出现了假冒现象。其次是邵长蘅杜诗评点具有独到之处,评点本又未刊刻示于公众,故会邵冠王戴。此外,评点者以王士禛之名势来提升《钱注杜诗》版本的传播价值。

从汉易义理言说传统到王弼注义理的生成

两汉治《易》以象数之学著称,然而在言谈、书信、奏疏等日常话语形式中,汉人对《易》的理解与运用依旧延续了先秦以来的义理言说传统,取义断章,为己所用。从孟喜、京房到郑玄、虞翻,两汉对象数的推阐渐趋精细,对《易》的解释思路亦逐渐由外向比附转变为内向推义。此于思维方式与解释方法上皆可视为王弼注的先导。王弼以经注的形式将对《易》义理的解说纳入经学阐释系统,其发挥《彖》《象》之大义,改变了象数与卦爻辞间生硬的比附关系,借《老》《庄》之旨解经的同时,亦是对先秦两汉义理言说及象数内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回归汉魏易学生成与演进的实际语境可见,汉易与王弼易学间存在一以贯之的解释传统。此易学自身发展之内在理路,不应为"象数""义理"的简单对立所遮蔽。

《周易程氏传》无妄卦思想发微——以德福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程颐对无妄卦的解读,挖掘其中有助于讨论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周易程氏传》的伦理关怀和现实诉求。程颐认为,无妄卦体现了诚、正、天理等理学中的最高价值范畴,善恶的道德行为与福祸的现实遭遇之间存在着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程颐严守义利之辨在动机论上的细微分野,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程颐采用了"以大目观之"重组因果链、"致命遂志"安顿道德情感、为命正名引导舆论评价等方式,解释说明了德福不一致的日常经验,捍卫了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立场。程颐的德福观既能够保证道德的纯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人们德福一致的信念、促进善的实现,表现出了深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