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易学解释

王氏父子的易学承接清初顾炎武易学之端绪,以易学文本为旨归,通过理解和解释《周易》经传文本的字词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他倡导因声求义的方法,发现《周易》二十四个通假字,提出了"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增字解经,排斥脱离文本的象数解经,更反对为解经随意改变文本等,有别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而独具特色,对于《周易》疑难卦爻辞文字解释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以文字学方法解《易》的巅峰,为后世解释易学文本意义提供了典范。然而,王氏父子对于易学乃至经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的层面上,未能由此开显出义理,是其缺憾。他们反对远离文本的汉代象数,却以汉人卦气说反对其纳甲、爻辰、旁通等说,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王念孙王引之諟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四篇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之治段氏《说文解字注》,审辨精严且不盲从轻信,方法周备而能开人心目,辞畅理顺亦多不刊之论。惟其屡有失察,抑扬失当,时或不免。诚当汇聚比观,疏瀹廓清。是于王氏诸书中寻析明言段说之非者,釐清轸域,发覆深究,扬搉是非,庶几釐清个中悬解,得其所宜。诚是,王氏正段之方法、要旨自可窥忖,《说文解字》之原委底蕴益复焕显,段书之幽韵阃奥略可得而知之。

试析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虚词“爰”

"爰"是比较古的一个虚词,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书籍中就很少用到了,因而其意义和用法也很难被人理解。直到清代,王引之才对虚词"爰"的意义和用法有了一定的理解,并撰其义于《经传释词》之中。文章就《经传释词》卷二"爰"的释义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指出了王引之在释虚词方面的三点不足,即义项当分而未分、误把实义当虚义和单字为训易歧义。

共时历史平面下的王引之词类术语

分析王引之的词类术语 ,可以发现 :(1)其词类有较强的系统性 ,(2 )术语尽管不统一 。

王引之《经义述闻》对虞翻《易》注的辨驳

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仅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个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王引之《經義述聞·國語上》斠正

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爲乾嘉樸學的代表人物。二王以其深湛的小學修爲,出入於經典之中,屢有創獲,其《經義述聞》更是經學名著,影響深遠。然而,在辯解疑難之餘,亦偶見未安之處,如文義的理解、字形的掌握或語法的分析等,均有值得商榷的例子。今就《經義述聞·國語上》,擇其可議之處,加以檢討,以察其問題所在。

王引之《楚辭》評點辨僞——兼論清末時期善本觀念的轉變

舊題王引之《楚辭》評點,原書於明人陸時雍《楚辭榷》上,最早經由傅增湘購入,後歸藏於張元濟涵芬樓。本文首先敍述王引之《楚辭》評點本的購藏與著録,繼而整理前賢對是書真僞的看法,然後通過仔細分析全書169則條目,首次提出王引之的評點篡改自明代凌毓枬校刊《楚辭》以及朱熹《楚辭集注》等書。從本文提出的各項僞作新證,可以確證此書經過妄人竄改,乃至用不同評點掩蓋僞作痕迹,應當是坊賈射利之作。由此亦反映出,清末時期善本觀念的轉變,名人批校本逐漸受人重視,以致對批校本作僞的意圖大爲增加。

高邮王氏训诂方法的科学性及其局限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举世公认的清代乾嘉学派最杰出代表,《高邮王氏四种》中,精彩的校勘、训诂实例举不胜举,其间贯穿着他们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梁启超将王氏父子的治学方法总结为六点: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和推论。这已涵括了王氏父子“科学的研究法”之大要。不过,其中有的并非“研究法”,比如“立说”和“断案”;有的则语焉而未详,尚可补充,如“搜证”。“搜证”首先要寻绎文理,其次还要有系统的观念,即掌握一部书或一个时代遣词造句的“通例”。这两点都是王氏父子所最擅长者。在对梁启超所列的六条列举实例加以阐释和补充的同时,多以俞樾的相关研究做比较。指出王氏父子的局限性,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高邮王氏父子的语言观刍议

清代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巅峰时期,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王氏父子的语言成就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其正确的语言观密不可分。王氏父子语言观的研究对于总结我国古代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仍有积极意义。

高邮王氏父子的历史语言观和系统语言观

高邮的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在文字、语义、语音、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先进的语言学思想密切相关。对王氏父子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语言观进行梳理,有助于总结我国传统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

论高邮王氏父子的语用观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其治学严谨、方法科学、理念先进、成就辉煌,这都与其正确的语言学术思想密不可分。语用观是王氏父子语言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通过梳理其语用观,可以看出其从事的语言研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文学研究,而是真正的语言研究。

论王念孙父子的治学特点与影响

王氏父子治学特点别具一格:一在于其思想观念上的“通”,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束缚于前贤定论,不局限于文字形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二在于其知识运用上的“博”,即博采经、史,旁通诸子百家,这是知识的广博;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手段,对古书字词加以校勘训释,乃至一字之证,博及万卷,这是手段的多样,两者使得王氏父子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别人高出一筹。三是其研究方法上擅长于“音”,即比同时人和先贤更多地更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于校勘学、训诂学事业,广泛采取“声训”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优势。

论王氏父子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固然有其理学、国学基础,也与其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有关,文章在文史大家萧一山、祁龙威等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其著作及有关评论对王氏父子的方法论加以探讨。

论王念孙父子治《诗》方法及现代影响

高邮王氏父子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大家,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王氏父子《诗》学成就得益于其家学传统、个人的勤奋努力以及同代学者的相互鼓励。他们以博采群书、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通过因声求义、归纳通例、以三家诗考证文字的治学方法,取得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并对现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高邮王氏父子与《高邮王氏四种》

清代杰出的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世称"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的著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著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学术界称为《高邮王氏四种》。论文简析了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因,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高邮王氏父子和《高邮王氏四种》仍备受当代和现代学者推崇的观点,王氏父子迄今仍为治学的榜样,而他们的著作堪为当世学术的根柢书。

从《经义述闻》看王氏之俗字观

俗字源远流长,古时却未被足够重视,经过近现代学者的不断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敦煌俗字的相继探讨,俗字研究已成为文字学界的研究方向之一,成果较多,并有逐渐向近古延伸的趋势。王引之《经义述闻》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作,其论述中所涉俗字问题,属于近古俗字的研究范畴。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论俗字已有专论,然而,《经义述闻》所论俗字的研究却尚未发现。以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论俗字为研究对象,在点校的基础上,穷尽式探讨其类型、作用、方法、对比等问题,可以发现:王氏俗字有7种类型,以补证形讹为主要作用;通过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论俗字与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及《玉篇》《广韵》等所论俗字的对比,将有益于管窥王氏父子的俗字观、补证单个俗字的考辨、总结整个俗字演变史的规律,甚至纠正现代字典辞书中的错误。

《经传释词》作者考证

《经传释词》署名王引之,其实应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合作。这在《经传释词》全书的训释中,在王引之自己的多次说明中,在当时诸贤的评说中,在王念孙手校本和其他稿本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训诂基本原则例说

综合前人的论述,参以自身的体会,文章把训诂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十条,认为准确理解和掌握这些原则对于训释古书至关重要。古今训诂实践在这十个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使训诂工作更具科学性。文章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十大原则。

试论名字解诂之原则及方向

名字解诂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名与字之间的语义关联是名字解诂的前提,没有语义联系的材料不能强作解释;名字解诂应求平实,避迂曲,注重材料和平行证据;出土文献可以给名字解诂提供新材料、新证据和新思路,名字解诂应充分重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作用。

读《经义述闻·周易》“繻有衣袽”条小识

王引之《易》学论著,今下所见以《经义述闻》卷1、2所载106条最为完整,其校释古义,旁征博引,辞旨明确,多有发明,后世学者,莫不奉为典要,推崇备至。今谨就《经义述闻·周易》"繻有衣袽"条之异说,略陈管见,冀于《周易》之经义研究,有小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