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出塞诗编年考——兼论其塞外行程与心迹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汪元量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上都之行。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出居庸关》《长城外》等14首出塞诗歌。根据行程及诗意,可以为这14首诗歌编次纪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春,汪元量一行从大都出发,同年抵达上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汪元量一行经净州路天山县,南出阴山,返回大都。

元世祖时期一次特殊的上都“扈从”活动与诗歌创作——以汪元量为中心

在元世祖执政时期,出现了一次特殊的上都“扈从”活动,即汪元量等南宋旧臣侍从被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赴上都之行。由于“扈从”对象、往返时间、随行者心情都与一般大臣扈从元代皇帝巡幸上都迥然有别,汪元量等人在“扈从”途中所作诗歌的内容、基调等也与其他文臣词客所作的上都扈从诗截然不同。这些诗歌不仅对一行人的行程做了宝贵的记录,而且反映出宋恭帝君臣降元后的实际遭遇和不幸命运,成为元代扈从文学中独特的存在。

“销金锅”入诗考及成因分析

“销金锅”是元代兴起的一个著名诗歌意象,初专指杭州西湖文化消费的极度奢侈,后泛指挥金如土的城市奢侈消费。该意象元时入诗,明清时被诗话广泛讨论。关于“销金锅”入诗的时间,一般认为始于元中晚期熊进德的《西湖竹枝词》,但据笔者考证应始于元初南宋遗民诗人汪元量的《西湖旧梦十首》。“销金锅”意象之所以会在元初入诗,究其原因与南宋灭亡在深层文化心理上的刺激有关,是元初南宋遗民诗人为反思南宋历史和社会文化侈靡而有意选择的结果。

汪元量成都行迹述略

汪元量是宋末身份独特的诗人,其诗习惯以行者的视角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面貌,故有"诗史"之说。本文主要论述他先后两次到成都的原因及其行迹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成都的美好印象,展现了一位爱国诗人对于宋亡不甘的情怀。

汪元量诗略论

汪元量作为宋末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 ,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堪称“诗史”的现实主义杰作。他的诗除了内容独特为世人瞩目外 ,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 ,汪元量的诗歌同文天祥等人的诗歌一起 ,代表了宋末文学的主流和最高成就。

《全宋诗》十八人诗句重出举隅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的《全宋诗订补》、张如安的《〈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施枢、史卫卿、汪元量诸人名下还有二十余首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汪元量的西湖因缘与诗词中的“西湖”印象

南宋朝廷偏居临安,使得作为宫廷乐师的汪元量与西湖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作品中,西湖已然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普遍出现于汪元量与友人的各种交游活动中,还充溢着对宋季朝廷的追忆。“西湖”这个集实景与符号作用于一体的“南宋文化”,在汪元量诗词作品中便不再是单纯的存在物。它不仅是宋末朝廷的暗影,而且还是一种家国记忆的印痕。在他的西湖诗词中,常常表达出讽刺、悲愤的情感,寄托着其遗民情怀。

论汪元量学杜及其诗作的诗史性质

德祐之变后,汪元量开始学习杜诗,其诗风由早年的华靡绮丽转向幽忧沉痛。汪氏对杜诗的学习主要集中为点化杜句入诗、以杜甫典故入诗和模拟杜诗的语句等三个方面。但囿于个人才力,汪元量学杜仍存有反映生活的范围狭小、诗作用意重复雷同以及诗句缺乏锤炼等未至之憾。但汪元量其人具备史家眼光,其诗具有史实价值,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走笔成诗聊纪实──简论南宋遗民汪元量诗歌的特征

南宋遗民诗人汪无量诗学杜甫，遵循“走笔成诗聊纪实”的创作原则，其诗作全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宋末的历史现实。在叙事纪实的形式方面，他还继承了杜甫以联事组诗来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手法而又有重大的突破，使我国的诗史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