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空间视域下王禹偁贬谪诗的审美情感

王禹偁在商州、滁州、黄州时期的贬谪诗中描绘了不同的地理空间特征,这些地理空间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他诗歌创作的审美情感。政治失意和贬谪命运使王禹偁情感受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产生了特定的审美心理;贬谪地的地域风物和民情风俗给王禹偁带来了全新的感知和想象方式,并对其审美情感进行重构;贬谪文学的创作让王禹偁获得心理宣泄和心灵升华,这份超越性情感也使他个人的审美情感逐渐与中华民族审美理念融为一体。

王禹偁、苏轼谪黄心态比较论——以二人黄州谢表为中心

王禹偁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心态上有较大差异。王禹偁上《黄州谢上表》自明其志,表现出强烈的职责意识,其对于贬谪一事是问心无愧的。王禹偁还继承了《楚辞》中的抒情手法,抒发了自己的一腔怨情。而苏轼的《到黄州谢表》则充满了“劫后余生”的侥幸,他对神宗皇帝的赦免深怀感恩,并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过错,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是哀而不怨的。苏轼的谢表有全身避害之意,较之王禹偁之文更能得君臣之体,体现了他豁达的个性。

王禹偁《小畜集》版本源流考

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曾自编《小畜集》30卷。此集祖本为南宋黄州刻本,明代分化为野竹斋藏本、小草斋抄本两系统。野竹斋藏本为现存最早足本,后世重要传本多出于此。小草斋抄本据宋刻抄录,更接近原貌。清代版本中,宋刻配抄本中吕氏补抄部分、赵氏刊本分别出自小草斋抄本、野竹斋藏本,因被《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收入而成为通行版本。闽刻“外聚珍”本综合了两个系统,文字最为可靠。

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

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

王禹偁——两宋尊杜第一人

杜甫在宋代倍受推崇,确立了"诗圣"的地位。其间,王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白体代表人物的王禹,主张学白而实亦崇杜。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受到杜甫的深刻影响。"子美集开诗世界"的卓识,在杜诗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两宋尊杜第一人",王禹是当之无愧的。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

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在杜甫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甫诗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

北宋太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王禹偁为个案

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史上,以齐言或长短句为主要歌辞形式的歌曲创作并行不悖,宋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论,开宗明义即指出"乐府、声诗并著";张炎《词源》序中亦以为"声诗间为长短句"。北宋太宗朝"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王禹偁可谓典型。王禹偁有"谪居始信为儒苦"的生活,有"醉中官妓乞歌诗"的经历;有声诗《?田词》,也有"乐府"(曲子词)《点绛唇》,而他总以"词臣"的身份,时刻关注"风谣"、"山歌"修教易俗的意义,反映了北宋立国之始文人士大夫对声诗、"乐府"(曲子词)功能的明确认识。

论宋代寿赋

寿赋是从功用上划分的一种赋的类型,它围绕着生日而创作,以庆生、祝寿为目的,实用性较强。宋代之前,寿赋相当罕见;及至宋代,寿赋创作渐成规模。宋代寿赋以祝颂为基本特征,普遍将祝寿对象比作仙人,谄谀之气浓重。在体制上,宋代还出现了"九体"寿赋,篇幅弘大。张嵲的《寿赋》、王禹偁的《罔极赋》和苏轼的《沉香山子赋》突破了一般寿赋的创作窠臼,文学价值较高,代表了宋代寿赋能达到的艺术高度。

论柳永《望海潮》词的赠与者及创作时间

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在学界有赠孙何与赠孙沔两种主要的观点。从孙何与孙沔为官于两浙、杭州的经历来考较,会得出作词时间分别处于柳永年少与年老相差50余年的极端相异的结论。结合孙何在宋初文坛的影响,柳永之兄柳三复对丁谓之干谒,以及王禹偁与柳宜、孙何之关系,基本可以确信柳永此词为赠孙何之作。同时,将柳永、孙何、王禹偁、孙沔诸人一并综合加以思考与辨析,对于古代文学史的考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禹偁与西昆体关系之辨正

王禹偁与西昆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表现在:其一,王禹偁去世前几年,西昆体已经产生:其二,他的诗歌体现了白体向西昆体的过渡;其三,他与杨亿的交往也促进了西昆体的产生。

论宋赋中之藉田礼制书写

"藉田礼"也称"籍礼",是中国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的一种政治仪式。宋赋中书写藉田礼制者,如王禹偁(954—1001)《藉田赋》详述藉田礼制之流变,并肯定天子藉田具有务本劝农与事神教养之礼制功能。李廌(1059—1109)《藉田祈社稷赋》乃歌咏《诗经·载芟》,以天子躬耕劝农务本,祭祀先农以祈求丰年。杨杰(生卒年不详)《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详述藉田方位,宜以东郊少阳之地行藉礼。综观宋代藉田赋作,不论是以务农为政本,抑或祭天礼仪,其"劝农务本"与"事神教养"之藉田内涵,无不通过藉田礼制之铺陈,说明藉田方位,并充分肯定天子藉田之作用及其现实意义。是以本论文拟藉由文本解读,深入探索宋代藉田礼制与赋家所处之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藉田史料,从天子耕藉礼仪之颂赞中,说明藉田赋作之礼制功能,肯定藉田赋除了具有文学审美艺术外,更具有历史与文献之特殊价值。

“直从韩柳到孙丁”——论王禹偁与孙何、丁谓的关系

王禹偁所著诗文改变了唐末五代雕绘纤弱与宋初奇僻艰涩之习,被誉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王禹偁还善于发现、奖掖人才,孙何、丁谓就是他奖拔扶携的著名后进。孙何、丁谓齐名,为文宗韩、柳,且丁谓诗宗杜甫,王禹偁第一次与他们交往便一语中的,以"直从韩柳到孙丁"概括二人的文风及成就。王禹偁对孙、丁的奖拔招致时人攻击,但他竭力盛赞并维护二人,孙、丁在当时的名气之大与王禹偁有直接的关系。王禹偁中年早逝,不知道丁谓以后的所作所为,但他生前也已觉察出了丁谓的问题,并曾与丁讨论如何做人。

试论王禹偁交友活动及对宋初诗坛的影响

方回在论述宋初诗坛发展轨迹时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晩唐体”,这基本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可。考察发现宋初白体诗集大成者王禹偁的交友活动与此论断暗合。王禹偁与前辈名流毕士安、宋白等人的交友活动,不仅使他的命运发生转折,也深刻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并为宋初白体诗迅速兴盛提供了条件;与同辈士人田锡、冯伉等人的交友活动,既团结同道又扩大了宋初白体诗的创作影响;与后辈学子丁谓、孙何、杨亿等人的交友活动,使宋初白体诗在承继中发生演化,并最终使昆体登临诗坛中心。通过考察王禹偁的交友活动,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审视宋初诗坛的演进轨迹。

雅正与新怪:王禹偁古赋的两个面相

王禹偁的《小畜集》内收有5篇古赋,今人编纂的《全宋文》《宋代辞赋全编》等总集中另补辑了3篇集外赋,即《红梅花赋》《怪竹赋》和《花权赋》。这3篇集外赋在题材选择、思想情感等各方面与《小畜集》内收录的古赋大异其趣。《小畜集》内的古赋是雅正的,这3篇集外赋却是新怪的。王禹偁作赋曾追求"奇"格,他的集外赋当是年轻时所为。正是因为有雅正与新怪两个不同面相的存在,王禹偁的古赋创作才显得更为饱满。

“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

王禹偁“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偁在杜甫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甫诗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

论王禹偁作品集序之叙事特征

作为北宋初期重要的作家,王禹偁的作品集序充分发挥了序文"随所叙之事变化"的特点。集体作品序主要为君臣酬唱而作,因而典丽宏赡,用词考究,表现出王禹偁对宋仁宗知遇之恩的感激和礼赞之情,其中亦不乏对臣僚的讥讽之意;而个体作品序多受私人请托而就,所序对象又与王禹偁均有人生交集,所记之事自然信手拈来,因此这类序文在叙事详尽的同时也寄寓了作者深厚的感情,个性特征非常鲜明,体现了叙事与个性的完美统一。

君臣关系视阈下的宋初三家论体文

宋初论体文以徐铉、田锡、王禹偁三家最为重要。现存徐铉论体文几乎全部是关于君臣关系的讨论,他以"赤心"作为君臣彼此相处的准则,强调儒家伦理,推重士臣作用,为宋人重建儒家君臣秩序及防止皇帝专断提供了一定借鉴,而其中关于朋党及君子、小人之辩的内容也为宋人导夫先路;由于宋初皇帝好文、重谏的政策影响了当时的君臣关系,故田锡的论体文多与科考、论谏活动有关,并塑造了田锡致君为用的精神,以及好直敢谏的政治个性,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其论体文的创作与品格;王禹偁的论体文与其史观有相通之处,他作史注重"君臣事迹",强调"善恶鉴诫",并善于史实辨正,这在其论体文尤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

“和莺吹折数枝花”考识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如何在学习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创造,是有宋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王禹偁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其《春日杂兴》透露了个中玄秘,宗杜学杜又能融入己意,加以变化,最终追求自成一家,是其纵横两宋、影响颇大的主要原因。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风的变革

王禹偁诗学白居易,是宋初白体的主要代表诗人。宋初唱和诗风盛行,王禹偁亦受此影响,较多地学习元白唱和诗的作法,但他能变元白唱和诗重音韵技巧为重风雅兴寄;王禹偁注重学习白居易讽谕诗,其诗能直面现实,但能变白居易讽谕诗重就事论事为就事而能生发;王禹偁同时变白诗轻艳、浅切为"清其格态,幽其旨趣"。尽管王禹偁的变革是局部的,但在变革中起着引领北宋诗歌创作风气的作用,为真正意义的宋诗创作导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