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的长征“诗情”书写与“草地”哲思

王愿坚终生坚守长征这座文学金矿,努力挖掘与表现长征中的美丽“诗情”,不仅为长征小说创作开拓了一条新径,而且也为长征文学创作奠定了垂范至今的美学风范。他的长征“诗情”书写尽管历经三个历史时期,但始终聚焦于革命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正面表现了其中存在的高尚或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党性和个人性的有机统一。王愿坚最爱恋和最多表现的则是草地中的“诗情”,并把险恶的草地整体上视为一个光辉的哲理。王愿坚的长征“诗情”书写与“草地”哲思,内蕴着他对长征红军抵御艰难的毅力和伟大力量“从何而来”的叩问,从而使他的长征小说具有了精神史与心灵史的色彩。

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论王跃文小说中人性之美的诗学向度

王跃文小说是个丰富的文学存在。在其一系列政治文化生态小说中,他通过对权力关系的书写,不断丰富着对人性心理结构的深层探索,表达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深度探索,呈现了知识分子对理想化道德的诗性追求。他希望通过良心建立道德自律,通过敬畏获得精神救赎,通过悲抵御生命的悲凉。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试图以道德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重建凡俗的人性世界。这是在超越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人性维度上,为精神迷失的当代中国人找寻的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王邦才从五脏论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遗症经验介绍

介绍王邦才教授从五脏论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遗症的临床经验。王邦才教授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状,如咳嗽、胸闷、头痛、疲劳、低热不退、焦虑抑郁等,其重要病机是“虚处留邪,五脏受累”。治则为扶正祛邪,从五脏肺、心、脾、肝、肾辨证,扶正当据所伤脏腑气血阴阳的亏损程度,或益气养阴,或温阳补虚,或气血双补;祛邪当据留邪的性质,或祛风散寒,或清热化痰,或化湿解毒,或解毒和营。

论伍尔夫对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深受伍尔夫影响。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其接受伍尔夫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自身创作主张与伍尔夫小说理念的契合使汪曾祺具有学习现代主义的自觉性。汪曾祺借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时空蒙太奇的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借鉴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汪曾祺在文体形式上融入中国元素,在审美追求上提倡“和谐美”,创造出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

国医大师王庆国“转枢机,和营卫”法治疗“长新冠”综合征经验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新型冠状病毒转阴后出现的气短、乏力、气促和睡眠困难等症状困扰着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感染后遗症定义为“长新冠”。王庆国教授认为应抓住“长新冠”患者枢机不利、营卫不畅、“血弱气尽”的病理特点,把握气机失调、营卫气血失和的基本病机,重视调畅枢机,调和营卫,从本论治。王庆国认为柴胡桂枝汤可调少阳之枢出入和脾胃之枢升降,调气血、营卫、三焦,是治疗“长新冠”综合征的首选方。王庆国治疗“长新冠”综合征中疲劳症擅用柴胡桂枝汤合黄芪生脉饮或三仙汤加减,脑雾症常合孔圣枕中丹加减,失眠症状常合甘麦大枣汤、双夏汤加减,临床收效颇佳。

“汪氏文体”的生成与特征——兼论汪曾祺创作中的高邮小城镇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他独特的小说文体被称为“汪氏文体”。“汪氏文体”的生成有阶段性。1940年代的《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在“终觉不入”的漂泊感与“恋家”情绪中创作的,他此时已经开始产生追问“短篇小说本质”的文体自觉,并且在书写故乡时选择了与意识流风格迥异的“抒情”风格,但“抒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1980年代汪曾祺对自己几篇小说的“重写”,体现出他和之前的变化,即在语言上提倡的“文俗则雅”和情感上追求的“隐伏的悲痛”。这一时期,“风俗画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怀旧”是他主要的情感表达。

王安忆与戴厚英淮河小说的皖北乡村书写比较研究

王安忆和戴厚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她们与淮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聚焦皖北乡村各自创作出“淮河系列小说”。但二人在创作视角、叙事倾向、审美追求、叙事语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体现了各自鲜明的审美个性与艺术魅力。“外来妹”王安忆从“局外人”的视角,以平淡的叙事语言,审视皖北乡村的人性与文化,在回望中由批判转向怀念;“淮河的女儿”戴厚英则是从植根皖北的“局内人”视角,运用乡土味的叙事语言,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书写“流泪的淮河”,在写真中由眷恋转向反思。她们的淮河小说分别展现了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与审美追求,共同丰富了皖北乡村书写的文学图景。

山水人和: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

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反映了当代湖南农村的社会面貌,揭示了湖南乡民的内心世界。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山、水、人”三者和合共处的显著特点。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既有充分的现实基础,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山水情结”和湖南文学传统的“山水基因”的眷恋与传承。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延续人们对理想的社会图景的追慕;启发人们对舶来的“现代性”构想的反思。对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王跃文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

论王新军小说中的“自然书写”

王新军是当代西部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他的“自然书写”更好地展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特征,对于乡土生活诗意的审美、对生命神性的崇拜以及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共同构筑了作家“自然书写”的世界,而这样的书写也正体现了当下作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的现实思考。

文学坐标系的重寻:汪曾祺小说空间叙事质素研究

汪曾祺小说创作经历着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坐标系重寻,写意与回忆间,空间叙事因子以共时性特质,重构叙事历时性。其形成受中国文艺传统、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现实主义、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回溯与展望中,以语言为媒介重构记忆故乡之中的“三维”空间,寻历史文化之根,构筑理想生活形态的存在。汪曾祺以自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实现了对时代、社会的担当,实现着自身“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理想。

论新乡土小说的困境与出路——以付秀莹的《陌上》和《野望》为考察点

乡村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乡土文学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新乡村现实一方面需要乡土作家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又给当下作家书写乡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新乡土文学已然是作家顺应乡村剧变作出的努力,但就目前的乡土小说现状来说,困境依旧明显存在。付秀莹作为当前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她的《陌上》与《野望》以一种清新、质朴的笔调营构了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芳村”,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俗画、风景画,书写“芳村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乡村新现实下的人心变动,一定程度上为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突围思路。与此同时,其作品表现出的新形象塑造匮乏与理想性书写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乡土作家的注意。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汶石《黑凤》重读——兼论陕派长篇小说创作诸问题

王汶石以“短篇小说作家”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59年创作的《黑凤》是王汶石从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进发的一次尝试。小说所写故事发生在1958年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历史时期,表达了特定时代的思想精神内涵,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除受到当时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学普遍风气的影响外,在小说写实的笔墨和叙事的缝隙中,也潜藏着历史原生态场景和人生内容,比作家主观预设的单一主题更为丰富复杂。王汶石早年曾有宏伟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因外在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思想艺术局限,致使王汶石与杜鹏程、柳青一样留下了长篇小说的“未完稿”,也给后人留下了英雄豪杰壮志未酬的遗憾与慨叹。

论王世贞《艳异编》的篇目来源及编选观念——兼谈其成书时间

王世贞编选的45卷本《艳异编》共431篇作品,目前篇目来源的考证存在不少错误,且未考出者尚夥。经比对,《艳异编》作品的直接来源至少有54种以上,其中有61篇录自15部史书,341篇选自28种小说、笔记,29篇选自11种丛书、类书、文集等。这体现出王世贞追求“艳异”的审美观、史稗相通的小说观、诗歌与散文相融的小说文体观。《艳异编》卷三六《宋朝》直接选自明陈士元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序刊的《论语类考》,又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寄给徐中行,则《艳异编》成书于1561—1566年。

老舍小说与王朔小说语言计量研究

该文采用量化比较方法,从对话性、叙事性、第一人称视角、词汇量、词长、词类、句长和句法复杂度等角度,系统对比老舍小说与王朔小说的语言差异。量化数据表明:王朔小说对话性更强,第一人称视角更多,词汇更丰富,书面性更强,新兴词类更多,词汇和句子结构更复杂;老舍小说叙事性更强,语言更规范,对话与叙述的语言差异更明显。这些不同既有作家个人风格因素,也有时代发展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时期小说语言的变化。

括号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衡

括号的使用贯穿汪曾祺小说写作始终,是其小说显著的行文特征之一。但由于括号表面看来无足轻重,以往的研究者始终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相对于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汪曾祺对此符号的运用方式可谓自成一格。作为一种表意症候,括号既是表征其小说折衷、平衡的语言特色的符号,又是探究其小说和谐美学的一把钥匙。更为重要的是,括号折射出了汪曾祺之于时代的某种不变的姿态。尽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在1950—1960年代经历了调整和变化,并参与促成了他198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风貌,然而,括号在其写作生涯中持续且高频次的使用,从一个侧面表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变”中依旧有“不变”的部分。

《拾遗记》对谶纬叙述的改造与拓展

东晋时期,王嘉在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对两汉盛行的谶纬文本进行改造,创作出志怪小说《拾遗记》。王嘉在谶纬文本的基础上对本事进行改造和调整,完善故事内容,并遵循谶纬学理对本事加以附益,以谶言预述故事。《拾遗记》以虚构的手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实现了残丛小语向完整情节的转变以及实用性语言到审美性语言的过渡。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