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怨”还是“公愤”——王余照控案与晚清川盐官运改制再认识

“王余照控案”所呈现的真实历史面向十分复杂。丁宝桢参奏王余照“多罪”的证言出于自流井职员李春霖,而李春霖为李陶淑堂的掌舵人,是王余照家族在富荣盐场的重要竞争对手,二人私交不洽,甚至对簿公堂,其呈控王余照多罪的“事实”大有可疑。丁宝桢将矛头直指王余照“私德”不佳,却故意隐瞒曾任用王余照为“总绅”参与川盐官运改制的事实,有意将上控一案导向王余照对自己妄怀“私怨”的报复性回击。丁宝桢所隐晦不语的是,二人不睦的真因在于盐务本身,王余照对官运商销制度落地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病的上呈,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关键。因上控内容基本属实,故不能以王余照窃名上控而视其为诬告。

晚清红顶盐商王余照史事新考——兼论近代盐商史研究中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

晚清四川大盐商王余照的生平亊迹主要见于《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王三畏堂百年沧桑》两篇文献,但其中所载王余照"捐银赈灾受赏""捣毁水厘局""反对官运商销政策"三大亊件存在明显史实错误。这些错误反映出近代盐商史研究所倚赖的常用史料的局限性,凸显出新史料的収掘与利用对于呈现近代盐商多元历史面相的重要意义与历史价值。

王余照控案与清末川盐官运中的多重博弈

光绪初年,食盐官运商销改革在四川颇见成效。期间,灶户王余照上控一案中,光绪帝与户部、丁宝桢等川省官员及王余照等地方绅商的应对态度,以及事件最终走向都反映着各方势力的利益考量与角逐。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利相争使矛盾产生,各方不断通过权、利交换谋求利益的行为注定使改革的实际运作与条文章程之间交错影响,产生弹性空间,也为矛盾的调和提供可能——中央通过与督抚的权、利交换作出让步;督抚借调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实现权力扩张,为施政争取了空间;地方借中央与督抚的博弈来争取生存、发展空间。由此,该案有助于我们管窥清末制度嬗递前期的历史面向。

子明卷考——兼探王翚的十件《富春山居图》摹本

作者根据文献和相关图像,查验了王翚的十卷《富春山居图》摹本与唐宇昭油素本和无用师卷的复杂关系,进而透过蛛丝马迹推测出子明卷造假活动先后经过了“两期工程”:“一期”主要出自清初唐宇昭之手,他将子明卷裁剪、添款成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二期”则是在乾隆朝早中期被人增跋、铃印,后在1745年进入了乾隆内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