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尔夫对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深受伍尔夫影响。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其接受伍尔夫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自身创作主张与伍尔夫小说理念的契合使汪曾祺具有学习现代主义的自觉性。汪曾祺借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时空蒙太奇的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借鉴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汪曾祺在文体形式上融入中国元素,在审美追求上提倡“和谐美”,创造出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

“汪氏文体”的生成与特征——兼论汪曾祺创作中的高邮小城镇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他独特的小说文体被称为“汪氏文体”。“汪氏文体”的生成有阶段性。1940年代的《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在“终觉不入”的漂泊感与“恋家”情绪中创作的,他此时已经开始产生追问“短篇小说本质”的文体自觉,并且在书写故乡时选择了与意识流风格迥异的“抒情”风格,但“抒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1980年代汪曾祺对自己几篇小说的“重写”,体现出他和之前的变化,即在语言上提倡的“文俗则雅”和情感上追求的“隐伏的悲痛”。这一时期,“风俗画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怀旧”是他主要的情感表达。

文学坐标系的重寻:汪曾祺小说空间叙事质素研究

汪曾祺小说创作经历着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坐标系重寻,写意与回忆间,空间叙事因子以共时性特质,重构叙事历时性。其形成受中国文艺传统、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现实主义、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回溯与展望中,以语言为媒介重构记忆故乡之中的“三维”空间,寻历史文化之根,构筑理想生活形态的存在。汪曾祺以自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实现了对时代、社会的担当,实现着自身“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理想。

汪曾祺作品的审美表现艺术探析

汪曾祺被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温暖仁爱,具有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不仅创作起点高,创作类型多,小说、散文、诗歌皆有成就,而且他的作品质量高,有意识地尝试多种艺术手法,在题材、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文体的创造实验。汪曾祺下笔有情,创作讲求意识、印象、诗情和空灵,不仅追求画面感,强调音乐美,并且以“意象”作为表达情感的媒介,塑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让读者感受到自然旷达的诗和远方。纵观汪曾祺作品的审美表现艺术,既有叙事写实,也有景物写意以及有意识地运用虚实相间的表达手法,这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地方。

括号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衡

括号的使用贯穿汪曾祺小说写作始终,是其小说显著的行文特征之一。但由于括号表面看来无足轻重,以往的研究者始终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相对于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汪曾祺对此符号的运用方式可谓自成一格。作为一种表意症候,括号既是表征其小说折衷、平衡的语言特色的符号,又是探究其小说和谐美学的一把钥匙。更为重要的是,括号折射出了汪曾祺之于时代的某种不变的姿态。尽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在1950—1960年代经历了调整和变化,并参与促成了他198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风貌,然而,括号在其写作生涯中持续且高频次的使用,从一个侧面表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变”中依旧有“不变”的部分。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文本与世界之间:鲁迅和汪曾祺小说中的重复意蕴

小说以语词形式表现人类现实生活,时间的矢向维度和空间的立体维度是考察作品叙事结构的重要因素。重复作为作品叙事手法之一,构筑着作品的时空结构,同时是作者的时空观念在文本中的表达。重复亦对作品的节奏、象征意义、情节氛围的营构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故重复包含着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以语言的形式在文本中的还原。重复不仅结构了文本,也建构了部分的现实人生。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自有其传承谱系,寓其共性于个性的表达之中。鲁迅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比较他与汪曾祺两人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重复的运用是其中的相似因子之一。通过重复的角度,比较两人小说中关于重复的运用以及重复对文本的作用。

论汪曾祺小说的笔墨趣味

汪曾祺的小说非常讲究笔墨趣味。他的小说语言有绵和、黏糯、筋道的味道,能把文字的雅趣与俗趣、古趣与洋趣、谐趣与真趣熔为一炉,达到“打通”时空、语体、文体使之“不隔”的语言“化”境。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抒情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汪曾祺小说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秉承抒情人道主义思想,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展示人道主义的叙述温情,深入拓展了人道主义思想内蕴与人道主义小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魅力。汪曾祺小说从创作历程、纯真情感的挖掘以及社会责任的担当三层面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

俗世的大爱与大美——试论汪曾祺以故乡人事为题材的小说

汪曾祺是一位注重风俗和地域文化描写的作家,创作了大量以故乡人事为题材的小说,包括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他的小说展现出对俗世生活和普通百姓的浓厚兴趣,堪称一幅凝结着大美与大爱的画卷。

汪曾祺小说的空白之美

"空白"是汪曾祺小说写作中的重要现象。汪曾祺诗化语言气韵自生,淡化情节文气天成,放开结尾姿态横生。他的小说流畅如水,随物赋形,气韵流荡,天然充盈,流淌出心旌摇荡的生生之美。

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征

汪曾祺小说中恬静温馨的"和谐"之美,体现了作者追求传统文化中和之美的审美要求;同时作家的人道情怀和现实生活赋予作家的切身体验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剧意蕴";分析其作品中"和谐"与"悲剧意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

汪曾祺的水情结与小说创作

汪曾祺具有深厚的水情结,这得自他从小的生活经验而联通呼应着中国文化的“水崇拜”传统。水情结对他的小说创作有深刻影响:小说中的风景书写总少不了水,人物——尤其是少女形象——更是被赋予浓郁的“水气”,其独特的小说文体可称为“流水体”。汪曾祺是一位经传统水文化濡染的“智者”,他在水情结制约下的小说创作是对江南文脉的传承和发扬,又重续了冲断已久的“京派”文学传统,并直接诱发了“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重要风格流派的孕育和诞生,有着承上启下的文学史地位。

论汪曾祺小说的“水性”特质

"水性"是"汪味小说"区别于其他乡土小说的重心所在。内在的"泱泱水气"与外在的散文化形态有机融合,形成汪曾祺"像水"的散文化小说。"柔软"、"平和"、"静静"的故乡江南之水的形态不仅是其小说追求的艺术形态与审美特质,更凸显出他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人文关怀与文学变革意义。"水性"显示出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中之所以为汪曾祺的独特存在。

“字思维”: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学功能

运用"字思维"理论资源分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着重考察字象并置、变形等重组引起想象空间生成、字象中心引起诗性空间生成等问题,解析"字思维"指引下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学功能,当然想象空间和诗性空间不是独立分开的,往往是共生的。

散落的珍珠——“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

冯至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后的小说,可以视为是“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冯至的小说写了对自身力量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及其因之而来的寻求力量的焦虑。陈翔鹤的小说以“疏离”“孤立”“隐忧”“苦闷”体现了五四文学在十七年的某种境遇。徐懋庸的小说从人与个体视角写重要历史人物。师陀的小说体现了以下层民众为本的情怀。路翎的小说在人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层面,突出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意义,揭示了历史进步与个体生命的紧张关系。汪曾祺的小说延续了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

论汪曾祺小说的生命价值

在汪曾祺看来,生命有其社会性的一面,也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人类只有在原初的生命状态下,内部精神和外部行为才能与自然完全契合,这种生命道德的原初形态是生命的本真。汪曾祺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为出发点,在文本中自觉地传达出由道德情感提升为道德境界的伦理型生命价值观。这既是传统的回归,又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现代思想,从中可以透视出来自中国传统生命观与西方生命哲学的综合性影响。

汪曾祺小说的诗化风格

汪曾祺小说追求率真、执着的人物性格,注重营造单纯而富于情绪化的意境,描摹自然与民情交融的风俗画,从而表现出了独特的诗化的风格。

汪曾祺对鲁迅的体认及其后期创作

1980年代,汪曾祺一方面将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抒情化小说的开创者,为其小说的“非典型性”“风俗画书写”“散文化结构”找寻到合法的历史理据;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上他努力向“艺术家鲁迅”靠近,借鉴鲁迅在遣词造句上的技巧,常锤炼“新词”,以“单音词”代替“多音词”,使用加框的“视觉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同时,他通过剖析鲁迅的古文修养,提醒1980年代的文学界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重要性。对鲁迅的体认,既投射着汪曾祺的历史困境以及他对未来文学道路的选择,也体现了他当时关于文学语言的思考。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

汪曾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轰动文坛的《受戒》,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色,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汪曾祺在小说的题材、结构、人物塑造、语言四方面进行了文体的创造实践,创作出了许许多多带有民间世俗美的像诗像散文的优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