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国医大师王庆国“转枢机,和营卫”法治疗“长新冠”综合征经验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新型冠状病毒转阴后出现的气短、乏力、气促和睡眠困难等症状困扰着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感染后遗症定义为“长新冠”。王庆国教授认为应抓住“长新冠”患者枢机不利、营卫不畅、“血弱气尽”的病理特点,把握气机失调、营卫气血失和的基本病机,重视调畅枢机,调和营卫,从本论治。王庆国认为柴胡桂枝汤可调少阳之枢出入和脾胃之枢升降,调气血、营卫、三焦,是治疗“长新冠”综合征的首选方。王庆国治疗“长新冠”综合征中疲劳症擅用柴胡桂枝汤合黄芪生脉饮或三仙汤加减,脑雾症常合孔圣枕中丹加减,失眠症状常合甘麦大枣汤、双夏汤加减,临床收效颇佳。

论新乡土小说的困境与出路——以付秀莹的《陌上》和《野望》为考察点

乡村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乡土文学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新乡村现实一方面需要乡土作家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又给当下作家书写乡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新乡土文学已然是作家顺应乡村剧变作出的努力,但就目前的乡土小说现状来说,困境依旧明显存在。付秀莹作为当前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她的《陌上》与《野望》以一种清新、质朴的笔调营构了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芳村”,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俗画、风景画,书写“芳村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乡村新现实下的人心变动,一定程度上为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突围思路。与此同时,其作品表现出的新形象塑造匮乏与理想性书写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乡土作家的注意。

王汶石《黑凤》重读——兼论陕派长篇小说创作诸问题

王汶石以“短篇小说作家”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59年创作的《黑凤》是王汶石从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进发的一次尝试。小说所写故事发生在1958年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历史时期,表达了特定时代的思想精神内涵,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除受到当时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学普遍风气的影响外,在小说写实的笔墨和叙事的缝隙中,也潜藏着历史原生态场景和人生内容,比作家主观预设的单一主题更为丰富复杂。王汶石早年曾有宏伟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因外在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思想艺术局限,致使王汶石与杜鹏程、柳青一样留下了长篇小说的“未完稿”,也给后人留下了英雄豪杰壮志未酬的遗憾与慨叹。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王世贞《艳异编》的篇目来源及编选观念——兼谈其成书时间

王世贞编选的45卷本《艳异编》共431篇作品,目前篇目来源的考证存在不少错误,且未考出者尚夥。经比对,《艳异编》作品的直接来源至少有54种以上,其中有61篇录自15部史书,341篇选自28种小说、笔记,29篇选自11种丛书、类书、文集等。这体现出王世贞追求“艳异”的审美观、史稗相通的小说观、诗歌与散文相融的小说文体观。《艳异编》卷三六《宋朝》直接选自明陈士元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序刊的《论语类考》,又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寄给徐中行,则《艳异编》成书于1561—1566年。

老舍小说与王朔小说语言计量研究

该文采用量化比较方法,从对话性、叙事性、第一人称视角、词汇量、词长、词类、句长和句法复杂度等角度,系统对比老舍小说与王朔小说的语言差异。量化数据表明:王朔小说对话性更强,第一人称视角更多,词汇更丰富,书面性更强,新兴词类更多,词汇和句子结构更复杂;老舍小说叙事性更强,语言更规范,对话与叙述的语言差异更明显。这些不同既有作家个人风格因素,也有时代发展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时期小说语言的变化。

括号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衡

括号的使用贯穿汪曾祺小说写作始终,是其小说显著的行文特征之一。但由于括号表面看来无足轻重,以往的研究者始终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相对于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汪曾祺对此符号的运用方式可谓自成一格。作为一种表意症候,括号既是表征其小说折衷、平衡的语言特色的符号,又是探究其小说和谐美学的一把钥匙。更为重要的是,括号折射出了汪曾祺之于时代的某种不变的姿态。尽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在1950—1960年代经历了调整和变化,并参与促成了他198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风貌,然而,括号在其写作生涯中持续且高频次的使用,从一个侧面表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变”中依旧有“不变”的部分。

《拾遗记》对谶纬叙述的改造与拓展

东晋时期,王嘉在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对两汉盛行的谶纬文本进行改造,创作出志怪小说《拾遗记》。王嘉在谶纬文本的基础上对本事进行改造和调整,完善故事内容,并遵循谶纬学理对本事加以附益,以谶言预述故事。《拾遗记》以虚构的手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实现了残丛小语向完整情节的转变以及实用性语言到审美性语言的过渡。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互文语篇论域下王蒙经典文本语言风格探析

王蒙的小说以其繁复的思想内容,腾挪变换的艺术风格和别出心裁的语言表达在当代文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来为学者关注。论文在东方意识流等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立足于语篇语言学和互文性理论等新的分析论域,探析王蒙经典小说文本隐性的语言风格特征——细腻雅致,并借此探讨语篇语言学及互文性理论分析文本的可实践性和广阔前景。

还原被误读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但也存在种种对汪曾祺的误读。从对汪曾祺误读的症候出发,以汪曾祺的创作、文论、书信以及近年来对汪曾祺的研究来回应、澄清乃至还原对汪曾祺的认识:汪曾祺不是传统文化代言人,他的创作由现代与传统比照而激发;汪氏小说不讲故事,由其小说观所决定;小说主题的多义性、未完成性,缘于其思想感情渗透在字里行间;汪氏小说不是写世外桃源,其落脚点是写人之美。

文本与世界之间:鲁迅和汪曾祺小说中的重复意蕴

小说以语词形式表现人类现实生活,时间的矢向维度和空间的立体维度是考察作品叙事结构的重要因素。重复作为作品叙事手法之一,构筑着作品的时空结构,同时是作者的时空观念在文本中的表达。重复亦对作品的节奏、象征意义、情节氛围的营构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故重复包含着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以语言的形式在文本中的还原。重复不仅结构了文本,也建构了部分的现实人生。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自有其传承谱系,寓其共性于个性的表达之中。鲁迅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比较他与汪曾祺两人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重复的运用是其中的相似因子之一。通过重复的角度,比较两人小说中关于重复的运用以及重复对文本的作用。

地理空间的书写与重构——评王安忆的“淮河系列小说”

地理景观是作家创作情感与灵感的触发点,王安忆将淮河这一地理空间视为人生之旅的记忆场不断书写与重构,创作了“淮河系列小说”。文本中的淮河不仅仅是显在的地理空间,更是与人物相关联的记忆之河、生命之河、文化之河,承载着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审美意识。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阐释作家记忆中淮河之滨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探究潜存于地理空间中的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可进一步体悟其小说的多重内蕴。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抒情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汪曾祺小说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秉承抒情人道主义思想,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展示人道主义的叙述温情,深入拓展了人道主义思想内蕴与人道主义小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魅力。汪曾祺小说从创作历程、纯真情感的挖掘以及社会责任的担当三层面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

论汪曾祺小说的笔墨趣味

汪曾祺的小说非常讲究笔墨趣味。他的小说语言有绵和、黏糯、筋道的味道,能把文字的雅趣与俗趣、古趣与洋趣、谐趣与真趣熔为一炉,达到“打通”时空、语体、文体使之“不隔”的语言“化”境。

“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

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表现出与其行草书迥然不同的格调,本文首先通过图例分析,探讨其中“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的艺术表现。其次结合晚明好古炫博的艺术生态,对王铎小楷精研字法表现、崇古而不泥古的浪漫主义书风进行考论。王铎对文字正脉的追求,可谓在衰颓、动荡时代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主体价值的“呐喊”。

论王斧的域外题材小说

近代岭南著名报人王斧于1906年从《唯一趣报有所谓》转到《香港少年报》,并在两份报刊上发表了数篇域外题材小说。王斧的域外题材小说表现了他对侦探故事的青睐,在艺术上借鉴西方小说技巧,采用“一人一事”的布局,灵活运用小说序言,巧妙设置悬念,或结局反转,情节注重新奇,体现了“新与旧”交织的特点。王斧的域外题材小说用文言文描写域外的故事,但弘扬的仍是中国精神,表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涵,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王斧通过域外题材小说表达他的忧国意识,实现他借小说来“开启民智、醒世救世”的创作意图,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传播与接受:试析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演变

昭君出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事件,通过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社会的塑造,昭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多元多义的符号,王昭君故事也在各类昭君文化事象中形成了诸多情节单元。越南的昭君文艺作品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此后随着中国王昭君故事的持续传入,在传播与接受中又不断产生新的文艺形式,且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形式变化等因素而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对中国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和越南喃诗传《昭君贡胡》、越南改良剧《昭君贡胡》中王昭君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管窥越南昭君文艺在历史演变中的情节选择、艺术特征、时代因素以及它与中国昭君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