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王国维沪上贩画考论

王国维一生经济颇为拮据,这与其专力学术,不遑费心费力谋生有关。但在1916年8月至1917年初,因为与哈同花园合作不畅,王国维对是否继续编纂《学术丛编》心存疑虑;而一旦终止合作,则沪上生活就必须另行考虑。适在此时,商务印书馆股票一路飘红,王国维遂将所购商务股票悉数抛出,一时盈利颇为可观。为了日后生计稳定,王国维以股票所得为本金,在罗振玉指点下,先后两次斥资购买方壶画、唐六如小卷等寄东,并请罗振玉代售。但当时“东人饮河易足”,罗振玉在自身藏品难以售出、经济窘迫的情况下,积极支持并为王国维谋划两宗贩画之事,最终似皆以加价支付的方式悄然自存。罗振玉从弘扬国家学术的角度积极传古,为使天才学者王国维安心治学,努力为其解决生计问题,既系于友情之深切,亦根于学术之广大。其热情、眼界与魄力,亦足让人起敬。

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哲学文章的关系——基于《教育世界》编译群体流变的考察

《教育世界》改版前后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并且除原创类文章外,编、译文皆不署编者和译者。按照编译者的聚合途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罗振玉的友朋交谊;二是通中文的日本译者;三是东文学社成员。教育世界社并不是一个开放性质的报馆,随着早期翻译团体中人员的流动,《教育世界》成为由东文学社成员负责编译的杂志,开始摆脱为学制改革服务的目的。而沈纮出国后,编译工作的重任完全落在王国维和樊炳清身上。王、樊二人学术兴趣与志向均不相同,且未署名哲学文章的内容、论证逻辑、哲学观点与王国维同一时间段的哲学旨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推定此类文章的编译者为王国维。

王振宇教授治疗成人斯蒂尔病经验采撷

成人斯蒂尔病(Adultonset Still‘s Disease,AOSD)在中医学的医籍记载中属于"热痹""暑温""湿温"等范畴,为痹病中较为顽固的一种,发生机制较为复杂,其证候可分为风热犯卫、气营两燔、湿热蕴毒、阴虚内热。王振宇教授认为久病必瘀、久病必虚,根据临床经验总结及准确中医辨证论治,应用托珠单抗联合补益升清理论对成人斯蒂尔病进行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值得同仁参研。

从一个教学医院分析血管疾病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界对血管疾病的基础研究、诊断方法、外科技术、麻醉学、手术器械以及人工血管研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此血管外科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诗学关系

王国维与罗振玉因诗歌结缘,自此两人开始近乎一生的相知相守。罗振玉对王国维《咏史》组诗的赏识,奠定了王国维在罗振玉心中不可移易的地位。罗振玉的诗学根源于《毛诗序》,而涵养于杜甫、陆游二家诗,其崇尚真诚、雅正、自然,反对雕琢、应酬的文学观与王国维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特别是对陆游诗歌的共同偏嗜,拉近了他们心性和诗学的距离。虽然陆游在王国维的词学谱系中因为介乎被极度推崇和极度贬抑的两极之间,而未能彰显出特别的风采,但陆游的诗学实际上沉淀为王国维词学的一种底蕴。罗振玉的诗学在这一考察维度中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袁枚请辞江宁知县缘由新证

袁枚壮年请辞江宁知县一事,是其放弃仕宦生涯、回归文人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对其辞官缘由,学者论说颇多,却尚无定论。笔者通过考订《江宁新志》等一批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发现其修纂者袁枚、王箴舆曾因修志"被谤",而这很可能正是引发袁枚下决心辞去官职的重要原因。

《殷虚书契考释》“王著罗窃”的由来及驳辩

《殷虚书契考释》本罗振玉之作。一部分人却认为是王国维所作,罗是窃取者。然据多方真实可靠资料可知,王著罗窃之说十分谬误。漏洞百出,不可凭信。

论出土古书迹对近现代章草创作表现手法的影响

章草在近现代取得了复兴,这孕育在清末碑帖融合的书法大潮之中,而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等古书迹的出土就是促使其复兴的催化剂。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书家在章草上取得的成就无一不得益于出土古书迹的刺激。古书迹的出土不仅促使近现代书法家创作思想的转变,更拓展丰富了他们的创作表现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牍章草与近现代书法"篆隶笔意"的融合;二是章草结体的融会贯通;三是章草草法的拓展。

故宫学术的滥觞(二)

故宫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学界既往对故宫学史所做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开始期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算起,主要考察的是故宫博物院同仁的成果,并且只要是故宫博物院职工的成果都当作是故宫学的成果,且过于强调了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的阵容,甚至过于夸大故宫学术的成果,等等。我们要考察的故宫学史,应该是在紫禁城成为故宫之后,故宫及其文物、文献成为研究对象,学界开始对它进行研究。而不论学者的身份是国人还是外国人,不论其成果是不是由故宫刊发,即使作者是故宫人,但他研究的内容与故宫学无关,也与故宫学无涉。最主要的,我们的考察要以学术成果为依归,拿成果说话。故宫学是从无到有、从浅入深、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文试图立足故宫学术的发轫期,全方位地探索社会各界对于故宫的研究,并尝试总结此时期故宫学术的特点。

故宫学术的滥觞(一)

故宫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学界既往对故宫学史所做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开始期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算起,主要考察的是故宫博物院同仁的成果,并且只要是故宫博物院职工的成果都当作是故宫学的成果,且过于强调了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的阵容,甚至过于夸大故宫学术的成果,等等。我们要考察的故宫学史,应该是在紫禁城成为故宫之后,故宫及其文物、文献成为研究对象,学界对它的研究。而不论学者的身份是国人还是外国人,不论其成果是不是由故宫刊发,即使作者是故宫人,但他研究的内容与故宫学无关,也与故宫学无涉。最主要的,我们的考察要以学术成果为依归,拿成果说话。故宫学是从无到有、从浅入深、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文试图立足故宫学术的发轫期,全方位地探索社会各界对于故宫的研究,并尝试总结此时期故宫学术的特点。

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虽经学者考订,仍有一些排定日期存在问题,影响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念等。通过对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诸短札日期的考订,对于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和蕴意有更确切的认识。

罗振玉、王国维与日本书法家山本竟山交游考——以新发现的信笺资料为中心

罗振玉与王国维寓居日本京都时,与著名的文人书家山本竟山开展了一段文人交谊,特别是1913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协助山本竟山举办了影响较大的和汉法书展览会。本文通过解读新发现的罗振玉写给山本竟山的三封信以及王国维为山本竟山修改润色跋文等信笺资料,对罗振玉、王国维与山本竟山之间的交游进行个案考察,并由此关注书法在近代日本汉学细分化中的轨迹。

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的起始

在整理多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清末涉及敦煌遗书流失和抢救的六十多位相关人物,分为失职官员、无为学人和有功人员三个群体大类,排列并尝试给予功过评议。在信息搜集、分析和评判过程中,对若干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人物如王道士等,给予了中肯评价,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说,认为学人群体应对敦煌遗书流失负主要责任,但中国学者于1903年发现敦煌遗书并开启“敦煌学”。有相互独立、互洽、加第三方的确凿证据链可佐证“叶裴联合发现说”——凭借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的功夫技能,叶昌炽最早于1903年底对敦煌遗书年代做出了准确鉴定;裴景福于1906年初应叶氏之邀做出了相似结论的考证,并基本正确断定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再加伯希和1907年对裴氏鉴定的抄录记载作为第三方印证——故叶、裴二人应一起确立为“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联合发现人和“敦煌学”的开山学者,由此“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也应由学界倾向的1909年提前至1903年。罗振玉等人极力抢救、追踪、传布敦煌遗书应得到肯定,金绍城并有最早自带甲骨出海、展示王仁山的甲骨文考证、一行涉足三大显学的佳话。对于斯坦因、伯希和及“考古学道德问题”,中国学人应站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和研究历史学术问题,以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20世纪古史重建三大路向与《山海经》价值重估

进入20世纪后,"疑古"思潮掀起巨波大澜,自古相传的旧古史体系被冲垮。在旧古史系统垮掉的废墟上,上古史学界出现多元重建潮流。在此过程中,《山海经》作为一部"怪诞不经"的"奇书"进入学者视野,成为各派学者竞相研究探讨的对象,古史重建路向的不同决定了对《山海经》文本性质及其价值评估的不同。

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

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诸位大家可谓居功至伟。通过用新创的计算方法对刘鹗、孙诒让、罗振玉考释成果进行比较,证明孙诒让的学术成果尤为突出。因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孙诒让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未能得到客观的评价与认识。孙诒让去世后,罗振玉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后来居上。林泰辅、内藤湖南两度在学术上挑战,激励罗振玉写出力作、王国维更上层楼,以“两剑封喉”确立了甲骨学领域罗振玉、王国维“二骑绝尘”的格局。罗振玉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甲骨学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的、从发现创立到发展壮大都由中国人主导并持续领先的、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现代学术领域。上述学人为中华文明继绝学和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奠基作用。

从文献角度看罗振玉旧藏铜活字

2018年春,有中国收藏者从日本发现一匣据记录为罗振玉旧藏的古代铜活字,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没有早期活字实物的空白,学术意义重大。为此,有关方面组织了版本学、金属学、钱币学和印刷史研究的学者进行研究鉴定。本文在作者《对罗振玉旧藏早期铜活字的初步研究》之后重点查考古代典籍中与铜活字印刷有关的历史资料,进一步钩稽传世文献并有所得,同时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释读了"假预证"的文字和所涉人事,以期对这批铜活字的研讨更加深入。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王季烈《綦节母墓表》研究

本文对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王季烈《綦节母墓表》原迹的装帧形式与文字内容作了著录、校注。在此基础上,就《墓表》原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索。一方面对王季烈和孙宝田的师生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透视,另一方面就原迹的书印艺术作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

入直南书房与王国维政治态度考论

1923年4月,在升允、罗振玉等遗老的斡旋下,王国维被征召为逊清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一时终止了沪上平静而单一的读书治学生活,被迫走到了政治的中心,并参与到逊清皇室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之中。他在罗振玉的精心安排下多次上疏,希望为皇室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并为可能的复辟奠定基础。但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政治志趣并不完全相同,两人在上疏的内容、时机和方式等方面渐生隔阂,以至于王国维萌生逃离之心,而突然而至的“甲子之变”适成为他回归读书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或许是受到父亲王乃誉的影响,他年青时期在海宁老家即关注政治,此后也一直与知交纵论国际国内政治大势。一个本质上的读书人原本用治学的余光环顾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而入直南书房则极大地改变了其身份和生活方式。梳理王国维入直南书房的经过以及此后的种种行实,对于深入研究王国维的政治态度、逊清皇室之政治生态及民国政治之特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