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只在自己——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解读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以“功夫之病”为问题意识的,其展开和建构是一种功夫论的进路。具体来讲,他认为做功夫有诸多缺点、错误,诸如“己私之病”“外驰之病”“支离之病”“忘助之病”,而救治“功夫之病”的药方是“知行合一”。不过,“知行合一”只是“权说”,不是“实说”。若“实说”,则乃“知行不分”,而“知行不分”的本体乃“良知”,故“实说”便是“致良知”。就“致良知”讲,针对诸种“功夫之病”,王阳明既讲了一般原则,又讲了四种针对“功夫之病”的具体对治功夫。在“致良知”功夫论说时,王阳明贯穿其中并凸显的是“功夫只在自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既赋予人以“主体性”,亦赋予人以“责任性”。

四胞疑云:陆治款《仿王蒙山水图》的鉴定研究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及龙美术馆均藏有一件陆治《仿王蒙山水图》。经鉴定:台北故宫本即《石渠宝笈》著录的《仿王蒙林壑萧闲图》原物,但非真迹;香港艺术馆本未经著录,也非真迹;龙美术馆本曾被认为是《石渠宝笈》著录的陆治《仿王蒙还丹图》,实际可能是著录的另一件陆治《高士听泉图》原物,但也非陆治真迹。

近十年来王审知研究述论

近十年来,王审知及相关问题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在历史事实叙述、地理考证以及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多维探索,取得了诸多新的认识。未来需要从拓展研究领域、聚焦研究、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推动王审知研究向纵深发展。

《诗品》王粲条“文秀而质羸”考释——兼论王粲五言诗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

钟嵘《诗品》王粲条之“文秀而质羸”,指王粲五言诗有文辞秀密而体气稍弱的特点。“质羸”并非指王粲身体羸弱,而是指王粲诗所体现出的重文轻质的倾向,从中可见五言诗质理始衰而文辞始盛的发展趋势。这种重文轻质的倾向缘于王粲以赋为诗的创作特点。此处的赋,既包括作为文体的赋,也指《诗经》六义与比、兴相对的赋。钟嵘评王粲诗“文秀而质羸”,亦是通过其与刘桢诗“气过其文”、曹植诗“体被文质”的对比,构建出五言诗源流的经典谱系和文质并重、质胜于文的审美品位,区分雅与俗、正与变,使五言诗正统回归到风骨典雅、文质兼备的轨道上。

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融摄

由于程朱理学对荀子的批判,导致荀子在宋明两季的地位一落千丈,然而阳明心学却对荀子学说持有较为宽和的态度与同情之理解。就荀子最受诟病的性恶论而言,如何处理孟荀人性论之间的巨大张力,是阳明心学绕不开的问题。其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胡直为代表,坚定不移地坚持孟子性善论,以性善论重新解读荀子的学说;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溢出孟子性善论的范畴,创立了独特的人性学说,以性之本体与性之发用的分析模式,安置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两种处理方法都体现出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宽和与包容,但王阳明以性之发用的说法指称荀子的人性概念更加恰当、准确。

论阳明后学对“良知即乾知”的诠释及其争论

“乾知”出自《易·系辞上》,汉唐易学多以“知解”“知觉”释“知”,并未将“乾知”看作一词。阳明心学兴起后,浙中王门的王畿使用“良知”这一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解释“乾知”,提出“良知即乾知”这一命题。王畿此说的用意在于借助大生广生之“乾知”证明“良知”亦属实体性存在。也就是说,“良知”既是道德领域无善无恶的心性概念,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这一思路在阳明后学以及现代新儒家处引发了一定争论。如何界定“乾知”与“良知”的关系,折射出学者对“良知”概念的不同理解。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王夫之“太和”视域下的生态哲学思想

王夫之以“太和”为本体,认为“太和”的内涵是“阴与阳和”“理与气和”和“天与人和”。从生态哲学的角度看,“阴与阳和”肯定了人与万物的共同根源;“理与气和”体现了自然秩序与价值秩序的一体关系;“天与人和”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然状态,规定了君子体天成性的生态伦理实践。王夫之生态哲学的特点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将其融入为一种境界化的生活方式,这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雪山集》版本源流考

南宋王质的《雪山集》有三卷、十二卷、十六卷、四十卷不同版本。三卷本《雪山集》为王质自编的早年诗集。十二卷本、十六卷本、四十卷本《雪山集》为后人整理而成,包括诗、文、词3个部分。影响较大的《雪山集》抄本有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孔继涵微波榭抄本、嘉庆十三年(1808年)秦恩复石研斋抄本、李文藻校的抄本,现均藏于北京图书馆。李文藻校的抄本在内容上最为特别。影响较大的刻本为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丛书本,其底本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雪山集》。

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辨正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是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对此句的理解,若脱离具体语境,容易将其简化、曲解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找寻此观点的具体出处并梳理内涵,发掘其文本背景与现实面向,可窥见二者的巨大差别。此外,李贽思想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受王阳明影响,阳明晚年明确“致良知”说,针对孔子之是非的讨论可称为此说探索过程的体现,“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是李贽对此的发扬。在此基础上,以“童心说”为中心考察可见李贽提讲“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实在于指出“以童心之是非为是非”,对孔子之是非的讨论仅为围绕此展开论述的虚说,并无特殊含义。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辨析

钟嵘于《诗品》中评价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指出王粲诗歌创作的独特性。王粲在曹植、刘桢之间“别构一体”的主要表现在于“诗多伤情”与“文秀”。“诗多伤情”是指王粲诗歌抒发的情感偏于伤怨,“文秀”则体现王粲诗歌文词的华美以及情感的真挚充沛。另外,王粲诗由于靡密和气骨不高而造成的“质羸”一面,也与曹植、刘桢的诗风有所不同。

中晚明心学的“生之谓性”诠释——兼论阳明心学的人性论特质及其嬗变

阳明继承了明道性气、形上形下一体浑融的思维方式,对“生之谓性”进行了价值重估。一方面以“气”释“生”,将“气”直接置入心性论领域之中加以定位,在肯定本源善性“气上始见”的基础上,对“生”的问题作出了正面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重视“性之生理”,认为人的现实生存活动造就人的规定性,强调良知具有动态生成性内涵而非一悬置的抽象、静态本体。如此一来,阳明很好地解决了生命实存与道德超越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建立起了主客一贯、一体浑融的心性之学。然而阳明后学却误解了“生之谓性”作为诠释“性”的原则的真实意蕴,落实到人性具体内容的理解上割裂了性与气在生成现实人性上的内在统一性,执着于良知性体静态的先验永恒性,而忽略了良知的动态生成性内涵,以至于玄想、孤立良知心体,最终导致道德理性与行动践履的割裂,产生了“以生言性”“以自然为宗”的流弊。这不仅仅是“人病”,更是基于哲学形上思路的阳明后学之“法病”。

论王念孙《读战国策杂志》的文献考据方法

清代考据学家王念孙在《读书杂志·读战国策杂志》中使用了若干种具备典范意义的文献考据方法。王氏据异文以比勘、校正《战国策》原文,运用以形索意的方法纠正字形讹误,运用以声求义的方法从字音推求字义,通过归纳总结同时代古籍中的语义、对文、句式等用语规律考订文句,并据历史、地理知识进行综合考察。这些行之有效的考据方法使得王念孙与《读书杂志》成为考据学上的高峰。

汪大渊出洋史实与《岛夷志》的成书及初刊问题再研究

因为史料有限,有关汪大渊出洋的史事和《岛夷志》(《岛夷志略》)成书以及刊刻的研究众说纷纭。由张翥《序》和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可以明确汪大渊两次出洋都是在他的“冠年”/“少年”。由“大佛山”条可以确定至顺元年(1330)是汪大渊两次出洋中的一次。“暹”条出现至正九年(1349)的记事,但是不能认为这是另外一次出洋的时间,因为这一时间相去至顺元年达20年之久,此时的汪大渊不再是“冠年”/“少年”;更何况至正九年只是汪大渊到达泉州的时间,并不能肯定是他从海外到达泉州的时间。汪大渊《岛夷志》的成书非常迅速,至正九年的冬天开始动笔,十二月的时候已经完成。旅行过程中的记录和前人文献资料(例如《诸蕃志》)的利用,是保证此书迅速写成的有利条件。《岛夷志》的初刊在汪大渊返回江西之后,大概是在至正十年二月之后不久。

王绵之教授治疗便秘经验总结

国医大师王绵之教授在临床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王老治疗便秘的经验加以整理,阐发其临床辨证的精要,总结其遣药组方的规律,为广大中医工作者更好地运用王老经验提供借鉴。

副粘病毒F1蛋白胞外非保守区对其特异性膜融合的影响

为了解融合蛋白F1分子的胞外非保守区在融合蛋白(F)与血凝素-神经氨酸酶(HN)的特异性膜融合中的作用,采用基因定点突变方法,在新城疫病毒(NDV)F1与人副流感病毒(hPIV)F1基因的胞外非保守区进行定点突变,创造酶切位点,得到分别含3个相同酶切位点的突变株NDV-M和hPIV-M。经检测,突变体的细胞融合功能与野毒株相同。然后用3个限制性内切酶分别从NDV-M与hPIV-M中切出两个片段NDVF-1、F-2及hPIVF-1、F-2。NDV-M和hPIV-M相互交换对应的F-1片段后进行基因重组,得到2个嵌合体(Chimera),即NDV-C1和hPIV-C1;同样方法交换F-2片段后又得到2个嵌合体NDV-C2和hPIV-C2。将各种嵌合体DNA与同源及异源HN基因共转染BHK21细胞后,在真核细胞中表达。Giemsa染色和指示基因法检测细胞融合功能,荧光强度分析(FACS)检测F蛋白的表达效率。结果表明,突变体NDV-M和hPIV-M的细胞融合功能与野毒株相同,可用于构建嵌合体。NDV-C1和NDV-C2分别与NDVHN共表达后,融合功能达到野毒株的76.34%和96.2%,与hPIVHN共表达后均无细胞融合发生;hPIV-C1和hPIV-C2分别与hPIVHN共表达后,融合功能达到野毒株的65.82%和93.78%,与NDVHN共表达后无细胞融合发生。FACS分析表明,突变体及所有嵌合体蛋白F的表达效率与野毒株相比均没有明显变化。实验结果说明在F1蛋白的胞外非保守区中,NDVF-1和hPIVF-1这两个片段对于NDV和hPIV的特异性膜融合具有重要作用;而NDVF-2和hPIVF-2这两个片段对于NDV和hPIV的膜融合来讲,则特异性较低。

论赋话的渊源及其演进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赋话滥觞于汉魏六朝,唐宋以后则包容在诗话、四六话和笔记之中,一直到清代才最终走完了与诗话分离而独立发展的历程,成为文学批评的样式之一。在赋话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笔记文体的影响,王铚、浦铣等人的贡献,尤其值得进一步的重视和研究。

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李贽的批判——兼谈早期启蒙思想问题

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猛烈批判李贽,是思想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三大思想家在理欲观、佛禅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三个方面与李贽存在严重分歧。李贽提倡私欲,蔑视天理,三大思想家理欲并重,反对纵欲;李贽佞佛,三大思想家辟佛;李贽称赞冯道为"吏隐",三大思想家坚持气节,贬抑冯道。从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阶段性特点,启蒙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缺乏一种自觉的连续性。李贽的思想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三大思想家则是既批判了专制制度,又照顾到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征,二者都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三大思想家虽然批判了李贽,但二者之间深层次的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还是相当明显的。

王新志教授治疗缺血性中风临证经验

介绍王新志教授治疗缺血性中风临证经验:在中风急性期多痰热腑实,当通腑化痰,升清降浊为首务,对于痰瘀胶结,祛瘀化痰,勿忘调气,对于中风急性期毒损脑络,解毒通络,善用虫类,中风病急性期常瘀水互结,注重活血利水;中风病未病先防,勿忘滋阴填精,慎温燥太过,中风病后遗症期,调理气血,重用藤类,治疗时纵观整体病情,并重视个体化,祛瘀化痰、活血利水、解毒通络、化痰通腑等法互相配合,辨证应用,取得较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