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永恒还是永续:由王船山的宇宙观说起

宇宙论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宇宙观是宇宙论的基础部分。王船山对于宇宙观有高度的自觉。他通过反思已有的宇宙观,提出自己的宇宙观。在他看来,老子、《易纬》、邵雍的宇宙观实质是“天地有始说”,而“天地有始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认为天地有“始”“终”。通过对天地无“始”“终”的论证,王船山确立了自己的“天地无始说”的宇宙观。对于王船山的宇宙观,若以时、空为视角,可以推知其非“永恒”的宇宙观,乃“永续”的宇宙观,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宇宙观亦为“永续”的宇宙观。这样的分析凸显了王船山乃至整个儒家宇宙观的特点,有利于把握王船山哲学乃至整个儒家哲学的特质。

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蔡锷的影响

在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蔡锷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反清革命实践中,蔡锷既注意汲取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在西方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抛弃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恢复明朝和歧视少数民族等狭隘、落后的观念。1911年,蔡锷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1915年,蔡锷又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王船山人本思想生成的三层易道原理解析

王船山建构了丰富的人本哲学思想,其人本哲学以形而上的易道思想为哲学依据,王船山人本思想的易道原理突出了变化发展的宗旨。易道原理包括生生之道、生德之道和生利之道,易道变化的原理能够推陈出新,产生新事物,易道使德性不断增进,易道运行使事物向吉利方向发展。生生的特征是“新”,生德的特征是“仁”,生利的特征是“吉”。生生的结果是日新盛德,生德的结果是大德生仁,生利的结果是趋吉避凶。船山以易道的变化为原理生成了人本哲学思想,人本原则是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人成为人的根本要义是成为新人、仁人和吉人。人本要以新为本、以仁为本和以吉为本。

船山诗词中的酒意象

全面研究船山诗词,可以发现其中有丰富的酒意象。船山诗词酒意象分为直接酒意象和间接酒意象。内容组合包括酒意象与自然意象组合、酒意象与人事意象组合。组合方式可以分为并列式组合、递进式组合、对比式组合。组合的语法结构包括动宾结构、偏正结构。酒意象的作用包括寄托情思、体现审美。

以礼立人:船山君子养成思想的三维展开

船山思想终归于“礼”,强调“以礼立人”。“君子养成”是船山思想的核心主题,亦是进入其思想的捷径之一。船山的君子养成思想呈三维展开:一是“君子形象论”。船山从“衣服”“容貌”“交接”三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衣服“饰威仪而应法象”,有潜移默化之功;其次,他强调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应注重容貌修养,不论居常、临事,都要注意自己的容貌对民众的引导作用;最后,他突破宋明理学对“形上世界”的痴迷,注重在日常生活中知“礼”践“礼”,成就君子人格。二是“君子养成论”。船山并未依照宋明儒学惯常的做法,提出一套具体的君子养成办法与养成次第,而是从思想上回归先秦人文综合养成传统,从礼乐存有、礼乐关系、礼乐特质三方面论述了他礼乐兼尊、性情中和的君子养成观。三是“君子境界论”。在船山看来,君子养成最终应崇德广业、自立立人。与宋明理学君子境界论相比较,船山的君子养成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转虚向实,将心性修养落实于礼;二是辟邪显正,“礼”辨人禽、君子小人、华夏夷狄;三是崇德广业,以“礼”治情而自立立人。船山的君子养成思想是在礼学视域下展开的,呈现出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由虚向实的三维立体结构。

船山对横渠正学及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希张横渠之正学”是船山的学术追求,也是船山对自己学术的一个定位。张载之学何以为正学,在船山看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本体论上,以“太虚即气”阐明宇宙生灭现象,辟佛老之邪说,正本清源;人性论上,明性之所由,明善恶之分,剖析人性结构,为为善去恶工夫奠定基础;认识论上,明本末一贯、天人相继之理,倡明成圣之可能;工夫论上,倡“养蒙正心”之功,指明成圣之路径。因此,船山以推崇张载之正学来为自己的正学思想正名。船山在推崇张载学说的同时,也在吸收张载的思想,并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正学体系,彰显出了“守正开新”的正学精神。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体现为四个方面:“发明正学”的原道精神、“守正辟邪”的卫道精神、“明虚返实”的实学精神和“灌注通义”的公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精神涵括了“守正”与“开新”,它们共同构成了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

治与不治:不同境况下王船山对待夷狄的两种判断

随着明朝瓦解、满人入关,夷夏之辨再次成为时人关切的焦点。以船山为代表的明朝遗民也非常关注由政治动荡引发的文化冲突以及这一冲突对中国文明的纯粹性的影响。王船山十分重视地理对天命的承载与分殊作用,在强调“夷狄”一语文化义的同时,也从族群生成的角度对“夷狄”进行了区分。王船山延续了《春秋公羊传》中的“王者不治夷狄”观念,一方面,从天命分殊、事有善恶的角度,将“不治”限制在“四裔之夷狄”之下,并为这种“不治”的正当性做了形而上学的说明;另一方面,对于九州之内的夷狄,注重其中国属性,从而将“不治”引向了“不得不治”。这两种境况下的不同判断共同为船山夷夏观中的民族主义面向做了说明。

王船山人本思想中的生命本义诠释的三维面向

王船山有丰富的人本思想,其人本内涵是从人本生命上述说的。生命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前提,是天理和本性的载体,因此,生命本义是人本内涵的最基本的本义。生命本义包括气、利、情三个方面,气以生人、利以生人、情以生人,都说明生命存在是最基本的人本内涵。气以生人是说阴阳之气造就人,利以生人是说物质利益养活人,情以生人是说欲望情感是人的自然属性。以生为本的人本本义说明人与生俱来具有三个方面的根本:人本是宇宙之生,即原初天生的生命体;人本是自然之生,即自然物生的生命体;人本是情感之生,即欲望情感的生命体。船山对人本生命的本义论述彰显了船山学术的启蒙性质。

日记视域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阅读接受史

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到历史转折时期,《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王船山家风思想的育人功能探析

王船山是我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其立德隆礼和崇孝敬忠的家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涵“以德立人”的价值取向、“爱国重民”的忠诚旨趣、“行而后知有道”的实践目标、“以和兴家”的价值标准等,可以为当代家庭培育有理想有信念的时代新人提供有益借鉴、方法论指导和价值遵循。

王船山对“申韩之儒”的批判及其哲学反思

明代法律严苛,士人在惶恐不安中形成了一股“廉耻丧”的风气。船山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认为这股风气和“申韩峻法”有很大关系。他斥责以部分理学家为代表的“君子儒”,认为“君子儒”虽以儒为表,而实则是法家之笔吏。他指出,在“外儒内法”治理体系下,儒法关系混乱不堪,“申韩峻法”猖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律模式和架构亟需修整。船山一方面高度赞扬儒家德治思想,肯定其在社会治理中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主张对当时的“申韩峻法”进行改良,赋予其德性基础和实施层面的灵活性,同时倡导用简法来代替密法。

文化记忆视角下王船山形象的建构与认同

文化记忆理论为历史人物形象生产与传播提供了阐释框架。通过对遗著、报刊、纪念场所等代表性媒介的分析,发现王船山形象是后人根据其自我形象和他者的媒介形象累积建构而成的公众形象,本质是一种集体想象,具有促进民心凝聚和族群认同的作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趋势下,王船山形象的建构与认同面临文本阐释难、公众参与低、媒介融合少等困境,要突破此困境,需要发展船山学,建立船山数据库,构建跨媒体平台,进一步推进船山形象的学理化、时代化。

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论王船山对蔡锷军事思想的影响

清末民初,为了寻求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抵御列强侵略的途径,蔡锷努力研习王船山著作,并在王船山全民战争思想、军队建设思想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等军事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形势和特点,先后撰写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等军事著作,在义务兵役制、军队建设、军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船山情景论诗学心理机制的哲学阐释

船山情景论诗学具有伦理与审美相融的特色,是古典诗歌美学发展的高峰。船山情景论诗学本根于其气学,凸显了由“咸”(气之阴阳交感)到“感”(知觉、感通)再到“情”(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的哲学理路和心理进程。船山立足于天人之际,通过“以情为几”的透现,揭示了诗情生成的心理机制。船山的情景论诗学坚守“心目为政”的儒学立场,吸收法相宗的合理因素,对“现量”进行了诗学改造,彰显了其儒释融合的特点。承接“感物”和“物感”的传统,船山细分了“景生情”“情生景”“神理凑合”三种情景交融心理机制。面对“心物不相准”的情况,船山一则运用“不奔注一情之发”的审美观照,“导天下以广心”;二则采取“不毗于忧乐”的审美态度,“裕于情”而“通天下之志”,并以感兴“荡涤浊心”“震其暮气”达成诗教拯救人心的社会功效。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