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联章七绝典范新论——以王昌龄、杜甫、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绝句大家作品之中,传统选本批评难以解决的争议问题可结合联章体进行论证,以重释唐人七绝大家及其作品的典范意义。在唐人联章七绝诗中,王昌龄的联章七绝艺术造诣极高,而联章体可从另一侧面凸显李白、王昌龄绝句艺术特质之差异;杜甫的联章七绝颇具结构意识,联章体亦是诠释批评史上杜甫绝句争议的一个新视角;白居易的联章七绝数量最多,反映了中唐绝句艺术的创变。三位绝句大家的联章体可谓唐人联章七绝艺术的多元典范。

李白与王维时间书写与生命意识之对比

李白与王维同为盛唐诗坛代表人物,诗歌中的时间书写却截然不同,具体表现为流水意象的弹性选择、季节变迁的悲喜之叹、今昔对比的不同感悟与抵抗时间的各样手法。该差异的形成与诗人的生活遭遇与性格底色有密切关系,深刻反映出盛唐时期士人所面临的生存焦虑与蓬勃而生的生命意识。

高校开展白族传统体育“霸王鞭”的实验研究

目的:开展白族传统体育"霸王鞭"训练对大学生身体机能影响的研究,探讨"霸王鞭"运动的健身价值,为其进入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及大众健身领域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非体育专业学生40名(男、女各20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20名(男、女各10名),按照正常的规律进行学习和生活;实验组20名(男、女各10名),组织其进行16周的"霸王鞭"训练,每周3次,每次50 min。结果:"霸王鞭"训练能够改善受试者运动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结论:长期系统的"霸王鞭"训练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身体机能,对于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论王若虚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得失

王若虚之推赏白居易,一方面固然缘于他对白诗的喜好,另一方面则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既是对宋人过度贬抑白诗的一种反拨,也是对当世诗坛求靡夸多、务奇争险风气的一种针砭,而其救治的药方,便是向白诗的"哀乐之真发乎情性"、"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回归。王诗对白诗的效法,有失有得。而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其理论与创作均具启示意义。

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

王世贞晚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乐府诗和闲适诗方面尤为明显:乐府诗在数量上锐减,拟古倾向弱化,逸世成分增加,并以佛道入诗;闲适诗以创作律、绝一类小诗为主,主要取材参禅礼佛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自适"的个人化抒情倾向,减少了以往诗作的纪实性内容。两类诗作都以恬澹自然为宗,透出一种浓浓的闲适情趣。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取向的影响

红细胞流变特性的研究已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心脑血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更是引人关注。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能力虽然仍处在基础理论研究阶段,但已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论文报道了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激光衍射技术研究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和变形的影响。结果发现:伴刀豆素A与红细胞膜带3蛋白表面的糖链结合后会引起红细胞变形指数(DI)和取向指数(OI)的改变,并且OI指数反应更加强烈。该现象对临床诊断和治疗都有重要意义。

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

从汪柏与索萨议和看早期中葡关系的转变

1554年,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船队司令索萨达成一项口头协议,葡萄牙人以纳税20%为条件获准在中国港口贸易。此次和解虽为临时性安排,却构成了早期中葡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中葡两国结束了武装冲突,葡人获得了公开贸易的资格,他们在华活动的临时据点由上川岛转移到了距离广州更近的浪白澳。从此,中葡贸易关系开始在稳定的基础上得到持续性发展。然而,此次和解并未决定葡人入居澳门之事。

宋画中的唐代诗人图像及其文化内涵

唐代诗人形象及诗句是宋代绘画的重要题材,而宋代绘画则参与着唐诗的评价、阐释和传播。宋画对于唐代"诗佛"王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表现,抓住了唐代诗歌审美的三个重要维度,即释之禅意、道之仙侠和儒之忧患,也揭示出宋代绘画创作和文学史的高度契合。宋人对于"看云"意象的描绘,突出了王维诗歌的核心意象——"空",并将之直观化。而中国艺术史上的李白和杜甫的经典形象与图式也在宋代得以巩固。宋人对于柳宗元"寒江独钓"意境的描绘,显示了宋人对于荒寒意境的推崇。相对于其他西方语言,汉语本身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汉语诗歌更为广阔的语义空间,为汉语诗歌的图像呈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王柏心的治水思想

清末国士王柏心在对荆江水患的实地考察时,形成了四大治水思想,即"因势利导,疏导结合""南疏为主,南北并治""疏浚扩湖,开辟水道""兴利除害,体恤民情"。四大治水思想具有实地调研、趋利避害的科学性,反映了王柏心的民本思想和治水的全局观。

王维诗歌中“盛唐气象”的境象表征

王维的诗歌可谓"盛唐气象"的最精妙诠释。深度考察王维与李杜诗歌的差异,揭示出一个被芜杂现象掩盖着的事实:"盛唐气象"不是特指一种或多种风格,也不是唐人的一种艺术活力或生命精神,而是大唐特定历史时空里的社会本质与时代精神在唐诗中的艺术反映。因此,"盛唐气象"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内容,即要深刻反映盛世社会的本质,客观再现历史进程的真实,生动表现时代情绪的主旋律;二是形式,境界光朗而不纤弱,格调健康而不猥琐,意象明丽而不枯病,语言清淳而不晦涩。盛唐气象,表现在具体的诗歌中,就是盛唐的那种盛大富丽的时代风貌,和谐宁靖的社会愿景,蓬勃豪上的盛世精神,就是"人和世界间稳定的和谐关系"。王维诗与李杜诗都是盛唐的社会反映,李杜反映的是盛唐的下降"气象",王维反映的则是盛唐的上升"气象"。

唐代苏杭二州与“第一金曲”《望江南》

苏杭二州在中晚唐时期代表了江南城乡发展的最高水平,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涵义逐渐狭义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中晚唐诗文中大量对"江南美"的怀念,往往集中在对苏杭二州的描述和怀念上。唐代苏杭二州之所以成为江南美的代表,晚唐五代《望江南》之所以盛行,都与白居易出任苏杭二州刺史有着特殊的关系。《望江南》调初兴于盛唐,中唐李德裕改编为《谢秋娘》,白居易依调翻为《忆江南》新词,正因为白居易的翻唱词以苏杭二州所代表的"江南"为赞美和怀念对象,契合了晚唐五代人的"江南情结",此调从此风行开来,遂成唐宋词坛"金曲""第一调"。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李白、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在表现内容、构思方式、诗歌风格等方面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七绝的题材 ,提高了七绝的表现手法 ,以组诗的形式扩大了七绝的容量。李白。

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

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回北国,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好问侧重继承稼轩以诗为词、借词留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于稼轩抗金报国情怀不予置评,于稼轩豪放词风亦少有继承。此后,白朴得遗山衣钵,耶律铸侧重借鉴稼轩词咏物、留连光景,失之片面,至王恽始能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北方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稼轩词。

深远、高远、平远:从杜甫、李白、王维诗歌看盛唐诗歌之美的三个维度

盛唐诗歌是华夏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诗圣杜甫以其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为盛唐诗开出了深远美之维度;诗仙李白以其古风之志和不羁气骨为盛唐诗开出了高远美之维度;诗佛王维则以其宁静平和的心境为盛唐诗开出了平远美之维度。

试论李白《秋浦歌》与王维《辋川集》的异同

李白《秋浦歌》与王维《辋川集》是天宝后期创作的表现江南秋浦胜境和北方蓝田辋川佳境的两组山水诗。尽管王、李二人没有交往唱和,也没有受到对方的影响,但两组诗还是存在相同之处:它们都继承了南朝大谢、小谢山水诗的艺术传统,运用五绝组诗描写山水景物。《秋浦歌》《辋川集》的差异主要是:李白重主观抒情,王维重客观描摹;李白受民歌影响,追求"诗中有人",王维则受佛禅影响,追求"诗中有画"、"诗中有禅"。

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未发现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有酬唱的诗文以及互相交往的记载;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之质的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才导致了上述文学史实的发生;对李白这一矛盾复杂性格特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