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新安蠹状》是明代后期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收有四份涉及新安卫的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这些公文显示,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极深,已经涉及军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有关新安卫的各项事务,上级官府均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可见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辛弃疾词作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词人,其词特色鲜明,在宋词中极具代表性。有数十位译者曾将辛弃疾的词译成英文。本文将这些译者作为一个群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视域,探讨这一群体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英美译者、华裔译者和本土译者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也显示出一些译者行为差异,凸显了各自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念。

清末民初《西藏归程记》初探

《西藏归程记》是心禅历时两月,行程六千里,由拉萨东归成都所作,作者以流畅的文笔述沿途所见、所闻、所感,骈散结合,以散为主,内容丰富,既有自然风光的描写,也不乏人文历史的阐释;既是包含一手史料的归程日记,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体游记,浓厚的家国情怀蕴含其中。梳理该游记的版本、收录、整理情况,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佐证西藏地方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了解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权的有效行使,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宋人对《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特点

《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宋代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呈现两个特点:类书的辑录与诗文集的化用;《文心雕龙》评《楚辞》提出的“异于经典之四事”之说在宋代得到广泛关注。

王莽秉政时期社会转型与《剧秦美新》的三维阐释

王莽秉政时期是从元寿二年(前1年)始,至地皇四年(23年)止。在社会转型视角下对扬雄的《剧秦美新》进行阐释后发现:从文体类别看,《剧秦美新》是一篇歌颂王莽功绩的奏议文;从情感意蕴看,《剧秦美新》对王莽及新朝的称颂与赞美之情自然地流露出来,具有坚实而丰富的情感内蕴;从思想观念看,扬雄崇古乐道的儒士思想与王莽托古改制的复古思想相契合,是《剧秦美新》之所以为谀文的思想内核。以上这三重维度的全面阐释,确证了《剧秦美新》是一篇称颂王莽、谄媚新朝的谀文。从社会转型视角阐释《剧秦美新》,对于进一步挖掘扬雄的文学思想,体察扬雄在复杂险恶的社会情势下的创作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辛弃疾«声声慢»(征埃成阵)的创作背景及其寓意

辛弃疾在南归之初,仕途顺利,升迁迅速,在乾道年间与当政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关系良好,受到虞允文的重视和提拔.辛弃疾十分关注南宋在淮南地区的抗金防务,并多次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上述缘由,辛弃疾在乾道八年(1172),被时相虞允文选任为淮南边防要地滁州的知州.他在知州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还兴建了奠枕楼,以纪念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面貌.词作«声声慢»(征埃成阵)创作于奠枕楼竣工后,其寓意是表达词人心中的喜悦,而不是对投降派的讥讽.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论杨明照在校勘中对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运用

杨明照先生被誉为“龙学泰斗”,他的《文心雕龙》“校注四书”在“龙学”界享有盛誉。杨明照对《文心雕龙》的文字校勘较早地运用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其中与唐写本相涉篇目多据以迻校,复奠以按断。他在对自身“校注”系列的不断增补和修订中,对唐写本的运用也愈加充分,创获颇多,在“龙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潘重规、林其锬等人都在各自对唐写本进行整理的全校本中多次援用杨校,杨明照在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勘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从写景艺术看庾信诗风的南北嬗变

庾信的诗歌作品之间风格相差甚大,学者普遍认为南朝作品绮艳雕琢,北朝作品苍凉劲拔,但这一结论可进一步讨论。在对庾信诗歌作品进行南北分期的前提下,从写景艺术角度梳理了其南北诗风之间的关系,发现庾信的南朝作品除了清新自然之作外,也存在沉郁苍凉风格的作品,且这两种风格在北朝时期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此外北朝时期的作品因经历、心态等原因,在景物的审美取向、哲理意味和景与情的关系三方面都有了新突破。把上述新变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考察,庾信的写景艺术开拓了多样的美学风格,提升了景物描写的品质,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情景交融。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 ,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 ,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 ,一是湛若水之学 ,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 ,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 ,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论《新安志补》的价值

明代方信撰修的《新安志补》,是一部特殊形态的方志,在方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收集保存了大量有用资料,并在资料剪裁、体例安排、建构类目等方面比较严谨,还有史料史实的钩沉考辨以及浓厚鲜明的修志观念,都决定了这部志补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反映出明代方志观念和体例上的新变化。

张载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

张载弟子较早地对张载思想作出恰当的评论。程朱从理本立场对张载思想进行解读和定位,奠定后世学人对张载思想的基本认知。张载思想受到心学体系的关注,但明清时期对张载气学思想内涵的发掘和高扬,导致理学展现出复归张载思想的趋向。近代以来,学人们摆脱道统观念或理学窠臼,不断对张载思想做出体系化解释,张载思想的多方面内涵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庾信的“记忆宫殿”:中古宫廷诗歌中的创伤与暴力

一个人如何回忆和书写一段创伤的经历,并进而把它转化为一件文学作品?对创伤的记忆如何决定了它在文学中的再现?它的文学再现又会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记忆?导致创伤的缘由——不论是战争、死亡、暴力,还是离散——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而在一位中国六世纪贵族诗人庾信身上,我们将看到这些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学再现等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庾信来说,正因为固有的诗歌写作传统和资源皆不足以表达创伤体验和复杂的个人情感,诗人开始尝试创建新的诗歌语言和自我书写方式,对南方宫廷诗歌的既有类型和写作常规进行变形,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在这一过程中,庾信以南方宫廷诗歌的材料、资源和技术作为基础,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记忆宫殿"。就这样,庾信重新营造了宫体诗,使它成为可以再现个人经历特别是痛苦经历的媒介。

晚清民初学者冯幵及其未刊抄本《秋辛词》

晚清民初学者冯幵所著《回风堂词》一卷,早在民国时期辑入《彊村丛书·沧海遗音集》雕版行世;而所著《秋辛词》,后人却未曾亲见。今发现宁波天一阁藏有冯幵未刊抄本《秋辛词》一卷五十四首,为其十六至二十六岁回肠荡气时所作,由冯幵亲自编定。《秋辛词》为冯词全璧或可面世开启了关键性一步,为冯词文本校勘、版本流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对其词学实践、词风演变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并能丰富和完善晚清近代名家词集的整理研究成果。

《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以其与《旧唐书》相关叙事及评价相比较,前者对后者的删改,十分明显地表明,《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而《新唐书》卷132后论则集中地反映出《新唐书》的这一基本倾向,它不仅把唐代史学说得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还用曲解刘知幾《史通》和污蔑韩愈《顺宗实录》的手段,以“证成”己说,致使后人读来轻则产生困惑、重则导致误解。因此,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

钱大昕作为清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史学、语言文字学、历算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金石考据学方面也是成就卓著。在其有关著作中,钱氏详确地阐释了诸多深涩难懂的金石文献的文本意义,归纳并揭示了多项金石文献的行文惯例,考察并说明了某些重要的金石文献的真伪与完缺,并进而利用金石文献的考索成果,补正了传世典籍的阙误。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推动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长足发展,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

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书是不是“小说”,学术界久有争论。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汉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出发 ,尤其是通过对作者在编撰这些作品中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的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出 ,刘向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手法 ,并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些作品具备了小说的特质 ,其中有一些堪称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