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明嘉万御器厂青花瓷生产估青与估银的数理分析——以《江西省大志·陶书》记载为例

青花瓷是明代官民窑生产的主流陶瓷品种,而青料是青花瓷不可或缺的生产原料,其在青花瓷生产中的耗费是成本的组成因素之一。本文根据明王宗沐编撰,陆万垓增订的《江西省大志·陶书》记载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明嘉万时期御器厂青花瓷生产估青与估银存在对应关系,分析了明嘉万时期御器厂青花瓷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致。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试析明万历前期的营业税

万山前期 ,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表现有二 :对多数省区而言 ,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 ;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不相称 ,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 :课税对象的狭隘 ,造成营业税额的普遍低下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省区营业税额与其商业水平的分离 :对宋代商税的机械沿袭 。

明代隆万时期的货币扩张与地方反应

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是国家货币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然而货币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国家上下,集中表现为白银存量不足与好钱不足。面对此种局面,明廷通过各种举措力图扩大货币供给量。此时又处于海外银流入数额不多、国内银矿屡兴乏力、一条鞭法加速推广的供需矛盾时期,朝廷只得放开海禁、不断寻求内地矿源来增加白银数量,但效果不显。为此明廷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扩铸铜钱来增加货币存量,应对货币主导权日益下移的问题。万历前期的扩铸计划准备充分,工本也属充足,但地方铸钱却在很短时间内纷纷挫败,显示了国家钱法的长期颓势难以逆转。万历后期,神宗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派出矿监税使疯狂地搜刮民间金银,国家铸钱也日益沦为解决财用的工具。不少地方的货币流通遭遇了更加纷乱的局面,政府权威在市场力量面前遭遇挫败。这系列过程昭示着晚明政府在面临日益货币化、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手段,将其内化成自身的经济资源,折射出明代货币制度缺失的长期影响。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

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是全球化开端时代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张居正改革之后,明廷财政与白银密不可分,明朝财政体系处于由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急剧转型之中,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一场不在本土进行的对外战争,这一战争是对明廷财政的极大挑战。本文尝试以白银货币为中心,剖析战争财政问题,从战争发展过程考察明廷财政的战争投入实态,揭示这场战争明廷财政的白银投入粗估达到2000万两以上,对这场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明万历初粤、淮盐业利润率及盐利分配比较研究

明万历初,粤盐"水客""商人"的商业利润率均远高于淮盐边商、内商和水商的商业利润率。这是二者销售成本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所致,其中粤盐的单位税费成本额及其占单位总成本额的比重均远低于淮盐是主因。政府与盐商之间的盐利分配结构,在粤盐约为1:4;在淮盐约为2:1。而盐税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结构,粤盐和淮盐也截然不同。在粤盐的盐税收入中,地方政府分配到的份额超过97%,而中央政府的份额不足3%。相反,在淮盐的盐税收入中,地方政府获得的份额仅为1.24%,中央政府的份额高达98.76%。粤盐与淮盐的盐业利润率及盐利分配结构的差异,反映出朝廷财政政策在腹里与边疆的区域性差异。

杨应龙议处纷争与明代土司治理的缺失

明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骄纵跋扈,不法日甚。在其正式发动叛乱前夕,明廷内外尤其黔蜀两省官员围绕对杨应龙的惩处产生了一系列纷争,如会勘纷争、抚剿纷争、协剿纷争、五司七姓议处纷争等。从对杨应龙的议处过程可以看出明后期土司治理的诸多缺失,如兼制措施导致事权不一,抚剿不定致使土官骄纵日甚,辗转会勘致使纷争久拖不决,官员腐败致使土官有恃无恐等。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

万历初,以首辅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集团在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之时,又审时度势,及时推行了调处民族矛盾、调适进贡制度、招抚叛乱"降夷"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在短期内改善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它已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甚而成为激化明末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

符号的构建——沈一贯反东林形象的历史考察

沈一贯担任阁臣长达十三年之久,是后张居正时期在阁时间最长的阁臣。一般认为,沈一贯在阁期间结党营私,组成以其为中心的浙党,倾陷东林,开启了晚明党争。但在沈一贯与同僚的关系,尤其是与东林的关系实态和浙党的形成轨迹、内涵、成员等方面,史家的阐述颇多歧异。揆诸明清史籍,可知党争爆发时,沈一贯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闻时事。因特殊时代的政治背景,舆论上特定的政治诉求,沈一贯才被冠以党魁之名,被动卷入到党争中。他是朝野相互攻讦的名号,凡是被冠之以其党羽者,皆被公论所贬斥。浙党并不是一个实体,只是一个因政治斗争而被构建的群体。此外,朝野之间、官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处于不畅的状态,也是沈一贯反东林形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文渊阁四库本《缘督集》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翰林院抄本《缘督集》,一直以来被视为善本。在四库文献群体中,它不同于阁本,亦非四库底本,而应称以'四库抄录本'。这个抄录本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衍生品。将此本与文渊阁四库本《缘督集》进行比较,发现这个'四库抄录本'实非善本,阁本《缘督集》明显胜于翰林院抄本。阁本《缘督集》较之现存的万历本、清抄本而言,均有其特殊优势,其底本来源可靠,文字校勘精良。从某种意义上说,阁本《缘督集》实为善本。

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景德镇外销青花瓷的历史及艺术特征的相关赏析与简述

通过对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景德镇外销青花瓷历史及其艺术特征的相关研究与回顾,了解那段海上"陶瓷之路"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习俗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明末景德镇外销青花瓷的艺术特征进行赏析与简述。

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倭防盗倡议——以霍韬、林偕春为例

明代中后期的福建、广东区域,由于深受倭寇和海盗的袭扰,山区的盗贼也时有发生,民间修筑寨堡之风相当兴盛,而其中闽粤两地的士大夫,在推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闽粤两地的民间寨堡,虽然在抗击倭寇及海盗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寨堡所具有的某种割据性特征,也使得明代中后期以来福建、广东一带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地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我们在分析明代中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仅仅把寨堡当作明代中后期民间抵御倭寇、海盗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与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明代《万历野获编》的写作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万历野获编》是明人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写成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的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有其鲜明的写作特点,在明代笔记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治黄方略初探

明中后期黄河夺淮而入海,黄河与运河交臂,自洪泽湖入淮口清口到徐州一段运河借用的为黄河河道,因而治黄即为保运,明代治黄的重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了黄河的下游河段,而此段又为重中之重,各种治黄方略也主要针对此段河道提出.其中主要治黄方略包括筑堤说、挑浚说、故道说、分疏说、"束水攻沙"说、蓄洪说等.这些治黄思想在当时用于治黄实践,收到了一定效果.

明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的沙壅问题——兼谈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万历二年至三十八年延绥中路边墙外,出现平墙大沙。这不是人为所致。因为明初河套基本是无人地带,正统至成化十二年,前后约四十年,延绥军民确实曾经入套垦殖但总体规模不大。成化十二年以后,明令禁止,且蒙古部落在套内活动日益频繁,入套垦殖结束。所以百年以后,万历间大规模沙壅平墙的现象是自然界突变的结果。又,目前生态环境研究中,对史料不作具体分析,随文按需摘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