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浅析唐朝前期对吐蕃实行弹性防御的政治军事原因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发展壮大后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威胁到唐朝的西北国防安全。咸亨元年唐朝与吐蕃交恶,唐朝一开始采用进攻战略,但唐军在大非川与青海之战失败之后,面对西北国防线上步步紧逼的吐蕃政权,随后采取了弹性防御的战略。咸亨元年到天宝十三年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的政治军事原因是多样的,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对吐蕃的军事外交失败使得唐朝对吐蕃采取弹性防御战略;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内乱影响着唐朝在陇右道实施弹性防御战略;均田制瓦解带来的兵制改革为唐玄宗时期实行弹性防御战略提供战力支撑,同时唐玄宗时期国力达到顶峰为实现兵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唐代吐蕃外交地位论析

在唐蕃交往的二百余年历史中,唐蕃双方之间和战不断。同时,受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在相关汉族史料中始终将吐蕃视为唐朝的藩属国之一,将其使者到来称为“请和”。事实上,唐朝虽通过松州之战和文成公主入藏将吐蕃纳入到自己的羁縻朝贡体系之下,但其却在这一体系下享有特殊的藩属国地位,唐朝早期虽能令吐蕃随军出征,但却无法通过册封制度干预吐蕃国内政治,这一情况与松州之战也不无关系。此外,在唐朝外交文书的规格上也反映出吐蕃独特的外交地位,甚至其外交地位已逐渐与唐朝持平。

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历史考察

由于各种政治矛盾的激化,唐代爆发了许多战争,使城市基础设施、人口、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城市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唐代城市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采取诸多应对战争危机的措施。在战前,增加城市的兵力,修缮城墙、城壕等防御设施,增加兵器、粮食等物资储备。在战时,做好军事动员,征集民夫,向邻近城市求援,集中分配人员和物资,实施戒严,加强城市巡逻。在战后,采取重建城市设施、减轻赋税和招徕人口,使城市尽快从战争中恢复。唐代城市应对战争机制的完善,增强了城市防御力量,提高了城市生存能力,减轻了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唐代和亲政策中的乐舞交流——以吐蕃为例

和亲政策在古时十分常见,至少在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已经能通过姻亲关系加强部落实力巩固统治了。由于这种政治性和利益性,各政治团体为了彰显国家实力以及显示友好的态度,“和亲”路上的嫁妆与聘礼实际上除了物质交流与置换之外还有思想的交流。吐蕃政权,作为古时青藏高原的主人,由于实力的强劲,唐王朝无论是使用怀柔政策还是武力方式,都一直与吐蕃保持着交流。纵观整个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交流,前后出现过两次和亲的情况,和亲公主分别是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唐王朝为两位公主准备了丰富的嫁妆,其中就包括“赐乐”,从而加强了两地的乐舞交流。

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金属文物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唐代吐蕃墓葬出土的金属器物进行的科学鉴定,首次发现了黄铜、砷白铜器物,结合鉴定结果讨论了唐代黄铜、砷白铜的来源以及金属器物的制作技术。

使者往来与唐蕃军事

文章认为,唐朝和吐蕃使者在交往过程中,经常利用使者身份收集对方的军事、经济、社会等情报,直接为统治者制定战略决策服务。唐蕃使者往来与唐蕃军事发展密切相关,使者的往来频度与战争成正比关系,使者交往频繁,战争也相对较多。

论唐代诗文中的吐蕃异称——兼论唐朝的民族政策与“吐蕃”读音

唐代很多诗文都提到"吐蕃",不过有些是以别称出现的,如"土番、西蕃、西戎"等。这些词都可表示"吐蕃"含义,写法又都与"吐蕃"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文章统称之为"吐蕃异称",并把它们划分为与吐蕃"音同形近"和"义同形异"两大类;进而阐述了与"吐蕃"异称相联系的唐朝民族政策及"吐蕃"读音问题,明确"吐蕃"不可能读bō音。文章旨在回顾那段唐蕃密切交流交往的历史,重新认识古代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群关系及相关的语言、文化现象。

唐朝文教政策对吐蕃教育的影响

唐朝的文教政策包括在确立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吸取众家之长发展教育;允许私学存在,形成官学、私学共同繁荣的教育形式;在隋朝创立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科举制,使教育直接为统治者服务;"推恩示信""、爱之如一"的民族文教政策总方针以及建立有助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求学制度等。这些文教政策对吐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如下影响: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吐蕃子弟求学于唐朝,进一步促进了汉文化在吐蕃的传播;寺院教育成为吐蕃教育的主要形式;儒学教育在吐蕃得到发展。

扩展、遏制与融合:《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关系述论

在《新唐书·吐蕃传》中,可见吐蕃向东扩展的战略及唐朝以遏制为主的策略,吐蕃一方面请求与唐朝建立和亲关系或者与唐朝结盟,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进攻唐朝,因此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便在战与和的关系中交错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吐蕃的发展为吐蕃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内容。

茶叶初传时期吐蕃人对茶的认识及利用

茶所兼具的饮料和药物的双重功能,在7～9世纪文化相异的两个群体中被完全展现出来。对比同时期汉地和吐蕃茶饮,前者更多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饮料;后者则偏重于茶的药物和保健功效。造成双方认知上的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关键在于传播。唐代僧人们对茶药理知识的认识随着佛教的西传,深深影响了当地对茶的理解,而吐蕃宗教和医药学的一体性则最终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形成。

唐敦煌米钦道墓志与嶲州都督张审素冤案

洛阳新出土的唐敦煌米钦道墓志,志文中涉及到嶲州都督张审素冤案的诸多细节。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可大致了解该冤案的具体诱因。把张审素征伐西南蛮放到唐蕃战争的大背景下,为此后张审素的曲折经历埋下伏笔。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我们还可认识到敦煌米钦道在张审素冤案制造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深入解析外地出土的敦煌相关金石资料,或将有助于敦煌学及隋唐史的研究。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唐代两大藩属体系碰撞中的西南边疆

从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看东亚,历史上众多政权之间构成了大小不同的藩属体系,这些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推动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文章对唐代中华大地上以实现"大一统"的唐朝为核心和实现西南地区"一统"的吐蕃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及在两大藩属体系碰撞重组下的西南边疆的状况做了探讨,认为唐代西南边疆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到以唐王朝和吐蕃为核心两大藩属体系扩张和南诏自身发展三个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依靠中原王朝的支持才能求得自身发展或许是南诏乃至西南边疆"内向化"的重要原因,最终成为了中国疆域不开分割的组成部分。

《封氏闻见记·打毬》释义

《封氏闻见记.打毬》是我们研究马球起源及唐代马球运动的重要文献,但很多人断章取义,致使对马球起源产生不同的看法。运用文献资料和综合分析法探讨了对《封氏闻见记.打毬》全文的释义,不仅对马球起源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而且还消解了以前的一些误识,对唐代马球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唐德宗朝在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措施

唐德宗时期,通过加强长安西北军镇的防御、调集长安东部军镇参与"防秋"和强化神策军以协助长安西北军镇御边三个方面的防御措施,有效遏制了吐蕃对长安西北地区的进犯,使唐朝以关中为立国之本的方针取得成效。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唐蕃甥舅会盟碑”相关疑难问题探讨——访著名藏族学者高瑞先生

高瑞,又名聂贡.关却才旦,藏族当代著名学者,长期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先后发表《桑叶寺碑文考释》、《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及《甥舅会盟碑新探》等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出版《长庆会盟碑与蕃唐关系的演变》、《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等学术著作,在藏学界享有颇高的声望和影响。他曾先后担任西北民族大学校长和中南民族大学校长之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藏文文献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文章主要围绕"唐蕃甥舅会盟碑"的碑文内容、年代、历史背景及其作用等学界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向高瑞教授进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