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

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然而,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

《蟋蟀》诗主旨辨——由清华简“不喜不乐”谈起

《毛诗序》与孔颖达疏等均认为,传世本《诗经·唐风》之《蟋蟀》诗的主题是写晋僖公过于节俭,因而劝其要及时以礼行乐。此说影响很大,后人深信不疑。清华简《耆夜》篇中《蟋蟀》诗的公布,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认识。李学勤先生根据新出相关青铜器铭文研究指出,晋僖公原是耽于逸乐、爱好田畋的国君,而清华简《蟋蟀》诗则是周公在武王伐黎大胜后的庆功"饮至"典礼上所作,其内容表现为尽情欢乐,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因高兴而荒废事业,其主题与青铜器铭文相一致。据此可进一步判断,传世本《蟋蟀》中的"不乐"与简本《蟋蟀》中的"不喜不乐"之"不"字,均为语助词,"不乐"即"乐","不喜不乐"当为"亦喜亦乐"。在其它传世先秦文献与出土文献中,也有许多相同例证,可证成此说。

释䙟

上博简三《亘先》和清华简壹《楚居》、清华简柒《越公其事》习见一个内从衣,外也从衣的字,过去学者或释读作“袭”。事实上,从训诂和音韵学角度看,这个字应该释作“!”,在清华简《楚居》、《越公其事》简27中读作“回”,表示“还”“反”“归”等意思,在甲骨文中则读作“危”,《越公其事》中相关的字则读作“毁”或“危”表示毁败义;而在上博简《亘先》里,此字可与微部字押韵。

清华简《说命》三篇校释

本文参证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献,对清华简《说命》三篇中的部分字句进行新的解释。将《说命上》之“甬（庸）”训为“雇佣劳动”;读“改”为“辠”,指出简文“隹（惟）孜（辠）人曼（得）敚（说）于尃（傅） （岩）”即傅说被辠人找到之义。将《说命中》之“隹（惟）乃 （腹）,非乃身”读作“惟乃 （腑）非（肺）乃身”,指出该句为名词意动用法,即“以乃身为肺腑”;将“ ”读作“厉”,训为“度”。将《说命下》之“眔”读作“怀”,指出该字与“忧恤”义近;将“ ”读作“祗”,训为“敬也”。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考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公布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经过整理者和学者们的积极努力,解决了很多问题,但还是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如《程寤》简8的"思"应释为"畏",《尹至》、《祭公》等的从屮从亡的字应是"丧"。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献苴及其他

本文就《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的“耑语”“非山非泽”的释读问题提出不同于整理者的意见,并根据《简二》及《上博四》之《曹沫之陈》,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曹刿”“曹沫”之名进行辩证。

也说清华简《赤鸠之集汤之屋》篇的“洀”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收录的《赤鸠之集汤之屋》篇的“洀”字,研究者有不同的释读意见。根据对“洀”字构形的分析以及简文的辞例,我们以为此字当释读为“偷”字,在清华简《赤鸠之集汤之屋》篇简文中为偷盗、窃取之义。

由清华简《赤鹄》《耆夜》看战国叙事散文中的拟托创作

拟托创作乃是一种托名历史人物而进行虚构演绎的创作现象。近年发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赤鹄之集汤之屋》和《耆夜》两篇都显示出拟托创作的特征。种种迹象表明,拟托创作是广泛存在于战国作品中的。《战国策》《庄子》及《晏子春秋》等书中都有不少拟托作品,或拟托以为模拟演练、或拟托以为说理明事。清华简对论证战国时期盛行的拟托之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说清华简《祷辞》中的几个农业害虫

文章根据农业昆虫学知识和传世文献,认为清华简《祷辞》中的“■”指“稻蛀螟”,“痋”指“蛴螬”,“■”指“根蛆”。它们都是农业害虫。

从北大藏汉简《苍颉篇·颛顼》看祝融与灶神关系

据北大藏汉简《苍颉篇·颛顼》可知,祝融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古世系和宇宙观念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主管大地生民,维护统治秩序。灶神的职能主要侧重人们的生活,与人类各项基本活动紧密相关。祝融与灶神关系为祝融托祀于灶,二者的对应关系处于五行系统中,且这种文化传统是先秦秦汉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可看作是官方文化。祝融不是灶神。在民间,灶神以自己独有的样貌存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可看作是民间文化。

据安大简谈《摄命》“■猷卜乃身”

近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摄命》简3"■猷卜乃身"中的"■"字,学界多有说法。本文根据安大简《诗经·小戎》篇中的"■"字认为此字是"■"之异体,在句中应读为"载",训为动词"重"。简文中"载猷卜"即"载■卜",与占卜中常见的"习卜"有关,在出土文献中指赞同上一占辞而进行的占卜。

《史记》失载秦人始出地考

司马迁对于秦人的历史非常关注,他在十二本纪当中特意撰写了《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与《殷本纪》《周本纪》之一朝一纪迥然不同,体现出司马迁本人详今略古的治史原则。其中《秦本纪》专门记载秦人发展的历史渊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于秦人始出地的失载影响很大,幸好《孟子》《春秋左传》等传世的文献和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和《清华简》记载了秦人始出于"商蓋",即今天山东省的曲阜一带地,弥补了《史记》的缺憾,为解开秦人西迁之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史证。

利用安大简补说清华九《成人》一则

清华九《成人》篇中的"■"即安大简(一)《诗经·殷其雷》中"■"字异体,简文"五■"可读为"五禋",即文献中常见的五祀,对应祝融、后土等五行之神。简文中成人以"嘉谷五禋"为喻,劝诫君王要"政德亦用五时"。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介词考察

《清华简(一)》共有12个介词,主要用来介引处所、时间和对象,也引进工具、方式和原因。出现在谓语后的次数略多于出现在谓语前的次数。介词的使用表现出一定的分工。

安大简《诗经》“要翟”训释补议

徐在国《“窈窕淑女”新解》认为,安大简《诗经》中的“要翟”应释作“细腰”,传世文献中的“窈窕”当作“要翟”。杜泽逊将“要翟”与传世文献中音近义同的连绵词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仍应归于连绵词,义为姣好之貌。从异文、构词与语境等角度,对该词的训释进行了考察,认为“要翟”应是“窈窕”的简帛异文;它原始的构词理据与“窈窕”基本一致;《关雎》的语境也要求将“要翟”视为连绵词。

《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

本文通過對讀《詩·秦風·權輿》毛詩本和安大簡本,討論三個問題:第一,對於簡本首句的讀法,提出了跟整理者不同的意見,認爲應該讀爲“始也乎,我夏屋渠渠”。第二,討論毛詩本首句“於我乎”的含義及其形成的原因。第三,認爲毛詩本“不承權輿”與簡本“不爯權輿”各有所當,不能將二者等同。文中涉及詩旨、斷讀和字詞等方面的問題,有助於準確了解詩義,對了解古代文本流傳的複雜性也有一定的作用。